刘新刚 程恩富:写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

刘新刚 程恩富 2020-06-25 浏览:
共产国际解散是为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当时的各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共产国际解散有益于其独立开展工作。苏共只是承担大党责任而不是操纵共产国际,这主要是由各国共产党发展状况和共产国际的相关制度安排决定的。尽管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若干失误,但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功绩大于失误。

刘新刚 程恩富:写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

共产国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精神对于推动社会革命、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受到巨大冲击。围绕共产国际有三个主要问题——共产国际解散问题、共产国际与苏共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澄清。

一、共产国际解散问题

关于共产国际主动解散的原因,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外交利益说”认为,“斯大林所以解散共产国际,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斯大林把共产国际视为累赘,强调“它是有损俄国的利益的”[2];也有“轻易放弃说”认为,“共产国际的正式解散是对同盟国的廉价代价”[3],“解散共产国际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意志”[4],是没有经过相关各方慎重考虑的;还有很多人持“革命失败说”,直接把共产国际的解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划等号。[5]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是机械孤立视角下的主观臆断,是对历史的误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不难看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当时的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针对当时全球矛盾的转化所做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确决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应用层面的重大推进和有效方案。

首先,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为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并非苏联的绝对意志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在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和被殖民国家之间、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的时代背景下成立。资本逻辑的继续运行,引起全球经济危机深度爆发,催生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严重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针对这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进行了大量讨论。例如,在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上,通过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由于“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6],为更好地团结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多次思考“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7]这个问题。1943年,为使反法西斯战争尽快结束,共产国际于5月22日公布了解散决定。斯大林在答复国外记者的信中谈道:

【“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8]】

可见,基于人类解放事业中矛盾的具体转化,共产党人应进行具体分析、做出正确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国际的成立与解散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统一逻辑。

其次,经过共产国际长期的孕育和发展,各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共产国际解散有益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开展工作,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刚刚成立,在思想上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组织上缺乏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支持,因而在共产国际组织中,各国共产党作为下属支部参与到革命中。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共产国际的扶持和援助,各国共产党迅速成长起来,无论在理论素质还是组织建设上,都比初期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运动进入独立应对各国内部复杂问题的新阶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曾谈到斯大林的观点:“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9];“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10]可见,在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内部就已经开始思考局势的变化,并非“仓促解散”。[11]共产国际内部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12],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在政党层面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国党独立自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13],因而于1943年5月22日公布解散决定,各国共产党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虽然“共产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的事业还在继续发展”[14],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协调仍保留了部分机制,如保留对各国的广播,保留“苏普列斯”电讯社和保留联系服务处等机构,继续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来源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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