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韩毓海:探寻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韩毓海 2020-06-20 浏览:
今天之大变局,如果往实质上讲,那就是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制度治理,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我把话说白了吧,这次破产的,乃是对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制度治理体系的迷信,而这次要立的,就是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在我看来,这同样还是有破有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对于这一破一立,许多人或许还没有完全的意识,头脑还不是充分的清醒,对西方的迷信,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迷信,在一些人那里,还是会继续存在的。自信的真正确立,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相信,随着变局的深入,大家会日益清醒起来的。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何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有何独特之处?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文明”?“一带一路”在何种意义上是对“丝绸之路”的传承?自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怎样理解今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说,中华文明的DNA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的新作《龙兴:五千年的长征》(以下简称《龙兴》)一书,正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迁的角度,为读者勾勒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征史”。其中,既有对贯穿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封建”与“郡县”两种基本治理制度的历史回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性质的再考察,更有对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之确立、探索、改革与新时代的发展的再阐释与深刻总结,为读者带来无限启迪与思考。值此《龙兴》再版之际,《中国青年》记者采访了韩毓海。

专访韩毓海:探寻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五千年的长征》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

只有遍历了苦难和辉煌的文明,才能谈得上伟大复兴

《中国青年》:中华民族已走过了五千年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而世界其他文明则是高度断裂、基本上不连贯的。中华文明这种独有的连续性,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先辈们在历史上创造的独特治理体系和制度文化?如果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龙兴》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迁的角度重述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其当下性何在?

韩毓海:先从当下说起。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漫长奋斗史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力量,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立足中国人民的要求,解决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概括起来说,这就要深入探求、揭示我们长期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和内生动力。

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由方块字,是由不间断的系统细密的历史记载和史籍,是由考古的发现证明的。这种连续性,放在人类发展史上,当然是唯一的,对上述这种文字、史籍、考古所昭示的连续性,我们当然是必须注意的,但是,我在《龙兴》里讲的连续性,主要是讲文明的连续性,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文明的价值追求,构成了我们长期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

说到文明的连续性,我们就必须追问: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特别是面临着巨大变局的时期,支持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路走来,支持我们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的内生动力,究竟是什么?

而这就是《龙兴》要探求的东西,是这本书的主题与主线。

专访韩毓海:探寻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复兴”,首先是一个文明的范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证明:有辉煌必有苦难,有苦难未必就一定有辉煌,但只有遍历了苦难和辉煌的文明,才能谈得上伟大复兴。

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要与那种直线进化的、目的论的、均质而空洞的时间范畴做出区别,而那样一种时间范畴,是近代西方的一种历史意识,体现了它们一种比较特殊、比较简单,甚至比较短暂的历史经验。用这样一种历史意识来衡量、表述我们文明走过的路,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在处理其当时、当地的问题过程中,特别是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如果不加分析地直接采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发展模式来说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无视中国的理论,这无法解决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内生动力这个问题。

与这种近代西方的时间观、历史观不同,在《龙兴》中,我采用的是一些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自来就有的范畴,例如,其中一个重要范畴是“时势”,这本书,就是结合时势的变化来说明我们走过的道路,这可以说是《龙兴》的内在逻辑。

来源 : 中国青年杂志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

韩毓海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