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和“客体侧”

许光伟 2020-05-18 浏览:
通史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功。中华生产方式不宜以“小生产的小农视角”看待,姑且不论“中华小农”不小,中国城市史即涉及通代的、比较的、内外的、具体性的综合研究,其内容显然不是“西学范式”所能涵容的;可见,过于拘泥“文字记载的历史”和“话语霸权下的历史”,就容易犯“下定义的历史研究”错误。又之,经济史在财产所有制的意义上可能是独立的,在“劳动过程占有”的意义上则是非独立状况。所以,《保卫<资本论>》用的主体范畴——“劳动过程的主体”和客体范畴——“劳动过程的客体”,以及方法论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和客体侧。须知中华历史是通史,世界历史亦是通史,当代史是断代史。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劳者的事格研究的方法论。关注劳动者立场,并非不研究剥削者,恰恰相反,它需要联系一切剥削者的历史和思想。所以,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和“客体侧”简单理解成“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和“马克思主义客体论”,使之直接对立起来。历史生产方式是内在贯通的,在寻求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进程中,可杜绝任何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义解释学。

 【本文为作者许光伟向察网的投稿】

许光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和“客体侧”

亩浍敷四海,川源涤九州;既膺九命锡,乃建洪范畴。史体肥沃,并刀如水;批判志学,理通实践。——题旨
【按语】社会总一贯是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有待深耕,——“唯物史观,如果没有理解到总是一定的历史的发展的人的主体组织形式,如党委支部的领导形式,在自觉领导生产,那样的唯物史观也没有什么用。”《保卫<资本论>》所称“主体社会”,则针对中华领导性生产关系而言。然则从九张机的中国典型地点到《资本论》的西方英美典型地点,客观讲述历史的脉络,即是总史的内在要求。《资本论》以批判统领建设,以批判为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拘一格地占有材料,以一流的世界观方法论整理好它们,既调查现实,又调查历史,结合二者,找出规律。《资本论》可以说是关于“客体批判”(从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历史构境,由此奠基大写字母“批判科学”之方法论。中华历史科学研究则不然。但这并不能否认《资本论》对于中国古代研究的“新启蒙”(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谓“人学的新启蒙”方向刚好相反)。当前正值以采撷本土材料为取向的“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的发动期,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从2020年起开拔!“中国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启航”,创立中国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同时,中国经济学的学科概念需要尤其提请注意。然则在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新时代语境中,“中国人的资格”应当作为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规范,我们需要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总之,历史和思想亦是相互贯通的。“古代各民族典籍都有口口相传的历史,和专业者各掌典籍代代传承的历史。”“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则意味着必须寻求马克思与中国的内在会通,从中确立“批判性诠释”,在建立资本主义批判规定的同时,也更好地发掘社会主义的文明元素和恰当形式。

(一)起

感时花溅泪。这是题录在《保卫<资本论>》“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中的工作警语。书写中国经济学,“直是少人行”,以致,“恨别鸟惊心”。为了避免“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尴尬局面,必须把《资本论》作为统一体例之“史书”看待。历史和总体是《资本论》标题的总规定,由此,也才可能使副标题定位于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之联合。

书写历史,要在显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工作逻辑。马克思伟大而不足,是相对“中国原创”而言的。要之,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在规定上“和而不同”,它们社会对立而历史贯通。相对来说,主体批判整体上体现了中国历史之“原创”。于是,只有使中国原创和马克思原创内在对接,方能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学科涵义。鉴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知识逻辑”的高度推崇,我们必欲从方法论与理论层面进行拨乱反正!如此,当集体表达“商品”的历史、发展、精神反思及现象学批评的诸多意义时,很显然,亦只能征用“商品批判”的联合词语涵括之。不过,主体的规定依然藏匿了。所谓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指示的是主观批判与客观批判的维度。它固然同样适合于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但从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看,更针对于后者,因为,“通过‘物’的分析,马克思所要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再是由凝固的实体化的东西构成的,而是通过资本的生产与市场交换而不断建构起来的功能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体现为看不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规定了具体物的存在方式。因此,唯‘物’主义并不是从实体化的物出发,而是通过透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从而提示社会生活的发生与存在过程 。”对物性科学的反叛(主观批判),“这构成了马克思‘物’的分析的第一层面。”“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物象统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下的结果,一旦我们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象统治也就瓦解了。”接续的批判是“事的科学”建构——客观批判(本身内在化了“主观批判”),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指的就是上述这种有关于系统化经济生活的社会客观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凝固化为‘物象’,如商品、货币与资本等作为物的形式出现,并通过非历史化使人们臣服于‘物象’面前。唯‘物’主义就是要揭示这种神秘化的过程,揭示‘物象’统治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物’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又以批判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在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批判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这是‘物’的分析的第二层面。”可见,“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差异在于:马克思将物置于社会历史的境域中,而当海德格尔从日常生活结构中讨论物的关系结构时,历史性消失了,物的关系结构成为一切历史时代物之存在方式。”于是,“这些思考进入到鲍德里亚的思想之后就是:在消费社会,任何消费物都不再承载传统的价值,物已经变成了符号,任何对物性的本真追求,在符号决定一切的社会都不再具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筹划、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美学筹划,都不再能楔入现代社会,这些分析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其深层上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仰海峰,2004)唯“物”主义的双重分析,构成马克思的客体批判的核心问题。其对于主体批判的启发是:直接从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入手,可建立主客观统一之对象的事的科学,如家的事(身份关系制约的主体行动)和国的事(总身份关系及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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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