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为何西方重提“医疗国有”, 我们却淡忘了自身经验?

王维佳 2020-04-16 浏览:
正是从“阿拉木图宣言”公布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开始,市场原则、经济手段、专业化、私人化成为世界各国医疗健康事业改革的主流方向,由此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卫生资源配置模式和健康传播模式。几十年的发展过后,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正;社会基层大众看病难、看病贵;医疗领域重治疗、轻预防等现象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综合发展中的严重问题。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当年的经验总结,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发展出一套与市场放权、专业自治的机制完全不同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体系,并在提高人权、促进发展的意义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导读】公共卫生随着疫情爆发而再度成为人们的核心关切。然而人们在争论和解决医疗问题时,多以市场化、专业化、私人化为前提,很少想象医疗资源分配及传播模式的另类方案,以至于客观上固化了不平等、高成本、短视型的医疗发展模式。当西方精英纷纷重视新兴国家自主发展模式,当法国、西班牙等国开始重提医疗国有化,后发国家的知识精英却把包括医疗市场化在内的西方理论奉为教条。面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失信危机,我们有必要反思医疗市场化模式,重新发现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发展出一套与市场放权、专业自治完全不同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体系:例如调动本土“业余医生”参与医疗实践;利用传统医学的低成本和群众性优势,加强医疗防治效果;发动专业医生下基层,进行医患融合式沟通;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健康知识宣传……这些曾经广泛实施的健康策略,有意打破专业壁垒,着眼社会整体发展的综合性方案,是对“整体健康”观念的积极呼应。作者认为,应把医疗卫生重新确立为一个人道的、政治的和公共事业的领域(而不只是技术的、专业的和私人服务的领域),以此为基础,矫正对于公共卫生的片面认知,激活对于人类健康传播模式的想象力。

当健康问题被看做一个特定市场关系中有着自身科学规律的专业领域时,它的各种历史限定性条件就往往会被研究者无意识地忽略。这种将健康问题处理成一个专业科学问题,而忽视其社会政治维度的倾向自然会影响到健康政策、健康教育、健康传播等服务于这一领域的应用型社会科学研究,难免会限制专业研究的想象力。

继承四十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阿拉木图会议”的传统,本文提出以社会发展视角来看待健康传播问题。这意味着把健康传播重新确立为一个人道的、政治的和公共事业的领域(而不只是技术的、专业的和私人服务的领域);意味着将微观的传播实践与宏观的社会文化、国家政策进行勾连;意味着将可变的历史条件带入到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时代观察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正是从“阿拉木图宣言”公布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开始,市场原则、经济手段、专业化、私人化成为世界各国医疗健康事业改革的主流方向,由此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卫生资源配置模式和健康传播模式。

几十年的发展过后,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正;社会基层大众看病难、看病贵;医疗领域重治疗、轻预防等现象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综合发展中的严重问题。

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当年的经验总结,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发展出一套与市场放权、专业自治的机制完全不同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体系,并在提高人权、促进发展的意义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些综合性发展方案中,如何解决健康传播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经验。本文将概括性地总结这段历史,来重校健康传播研究的知识视野和理论想象力。

“中间地带”的难题:限定性历史条件下的健康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伴随着老牌殖民帝国的衰落、冷战的角力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艰难的再平衡过程,“中间地带”的众多亚非拉国家迎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峰和自主性发展的契机,然而上百年积贫积弱的严酷社会现实和极为糟糕的人权发展状况也同时摆在了各个新兴政权的面前:经济的长期停滞、传染病大范围流行、基本物资和设备紧缺、传播基础设施匮乏、人居环境缺乏规划和整治、文化教育水平低下、医疗健康领域人才极度匮乏、传统观念习俗的桎梏……

在这些社会现实面前,发达国家那些开展公共卫生和健康传播事业的所有先决条件都不存在,医疗健康的发展也不可能作为一个自为的专业领域,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必须探索出一条结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健康传播模式,医疗健康事业也必须被整合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

王维佳:为何西方重提“医疗国有”, 我们却淡忘了自身经验?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二战结束后刚刚解殖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些共性问题:

首先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少数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具备医疗知识的知识分子聚居于原来的殖民都市,不仅在地理上,也在心理和文化上隔绝于他们的社会基层同胞。国家必须能够调动这些知识分子与社会基层相互融合,从而有效地传播健康知识,解决大多数人的公共卫生问题。二十世纪中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福利水平和基本人权状况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他们迫切要解决的是综合发展的整体问题,是专业领域如何被纳入政治领域进行统筹规划的问题,因此必须在身份认同和行为方式上去改造都市职业阶层,使他们在思想意识上突破专业化身份和技术化倾向带来的行动壁垒。这不仅仅是个管理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传播手段相配合。

其次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

源自西方的体系完善的医疗健康知识和医疗健康资源是大规模解决基层公共卫生问题的基本手段,然而却处处渗透着西方现代化经验在第三世界国家难以被消化的特点,在医患关系、诊治空间、治疗手段、礼俗伦理等各个方面都可能存在与本土传播环境相互冲突的文化因素,更不用说这些西方医学理念主要的传播者还都是长期脱离乡土生活的现代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印度的阿育吠陀、中国的传统中医和阿拉伯传统医学等在医疗健康实践中都有着经验上的不错效果,它们的预防和诊治能力虽然有限,但普遍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而且往往与本土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有着更好的结合能力。

来源 : 《兰州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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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