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反思——兼论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黎贵才 卢荻 赵峰 2020-02-14 浏览: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系统性运作的主逻辑,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即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迎合了西方主流学界的价值观取向,契合了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主要是作为垄断资本非“社会理性”扩张理论工具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界观”意义上的“理性局限”。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保持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体现了“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但也难免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运作的强制性冲击。因此,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反思新自由主义,对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分必要。

理性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反思——兼论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一、引言

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趋势。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扩张。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一旦爆发,即是全球性的危机。2008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种矛盾全球蔓延、累积,以致最终迸发的一个集中体现。此危机目前仍在延续,甚至存在恶化趋势。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垄断资本系统性全球运作的主逻辑,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在当前危机时期,国际垄断资本企图通过加强新自由主义来摆脱困局: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各国劳工的压榨,试图阻止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通过以“金融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展开对经济全球化主导权的竞争。由此可见,正是这些互为矛盾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全球推行加剧了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时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有序推进的,由此,中国的发展也保持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便如此,中国经济仍不免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运作的冲击。例如,大量农民工卷入新自由市场,以及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波谲云诡,等等。因此,在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中国如何继续深化改革,以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避免遭受国际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危害,是理论界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发展视角分析新自由主义建立其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主流地位的历史逻辑,及其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系统运作逻辑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的原因;第三部分,试图透过资本本性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及其本质;第四部分,主要阐述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反思新自由主义对坚持走“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意义;第五部分,为本文内容的简要结语。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嬗变与全球扩张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是在当代西方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在实践上又体现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以“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对内对外的政策原则。要理解这两者的一致性及其发展成为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主逻辑,就必须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嬗变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1.资本主义演进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嬗变及其霸权地位的建立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核,即信奉价格机制,坚持市场出清,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由此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和再现。

作为新自由主义“前世”的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界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是因为,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的马歇尔时期,不论是在形式逻辑上,还是在理论的系统性上,都比以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其蕴含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含义,也基本符合资本主义各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得到西方学界长期而广泛的认可。

但是,由于古典自由主义过度美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屏障了资本的扩张和竞争将导致市场无序、供求失衡、阶级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矛盾等问题,因而也使之丧失了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尖锐,直接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

古典自由主义在大萧条中所暴露的理论缺陷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靶标。“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意义在于,敢于正视危机现实,重视政府干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采取了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得以暂时摆脱危机,并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然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是建立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基础之上,因而必然服务于“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这一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调节下不断累积加深。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全面滞胀。

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无能为力,同样也为一度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复出提供了反攻机会。弗里德曼、哈耶克等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疯狂攻击。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英美政府也相继抛弃凯恩斯主义而采用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来应对滞胀,自由主义由此重返经济学舞台中心,这即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而此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开启了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绝非偶然。西方学界大多倾向接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资本主义价值观。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其价值观形成的经济基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弗里德曼,再到当代的卢卡斯、巴罗和萨金特,也无不都是在试图通过论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完美性,去阐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及其作为人类价值的“普适性”。

来源 : 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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