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当前防疫应充分借鉴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

江宇 2020-01-26 浏览:
防治血吸虫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从中央到村庄严密的组织体系,得益于健全的农村集体组织,得益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包括水利、农业、卫生等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农村基层组织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可以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

防治血吸虫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从中央到村庄严密的组织体系,得益于健全的基层党群组织,得益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包括水利、农业、卫生等当前防疫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

基层组织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可以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

人民的身心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和国家力量的象征。只有有了健康的国民,才能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也才有条件谈经济发展。

在旧中国,“东亚病夫”不仅指体质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会溃败、治理无力、缺乏信仰的体现[1]。

不少仁人志士都把改善国民健康作为救亡图存的道路。孙中山提出,“强国必先强种”;梁启超说:“勇武刚强,乃中国第一急务”[2];毛泽东一生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3],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调“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进步知识分子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普及农村卫生事业就是原则之一。1908年,《天津青年报》提出“奥运三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这些都反映了通过改善健康来实现民族振兴的愿望。

但是,身心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和体育决定的,而是受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影响的系统工程。尽管国民党政府也致力于在全国普及县医院和基本医疗服务,但是在外国入侵、经济凋敝、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目标没有实现[4],到1949年前,不同的调查都显示,中国的健康状况还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也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主要特点是:

——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覆盖;

——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

——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

——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西医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

——在服务提供上,既依靠专业人员,更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把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而不是西方国家主要依靠专业人员。

这些措施,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只占GDP的3%,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健康水平却实现了跃升。

1、医疗卫生“四大方针”

建国初期,我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5],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匮乏。再加上面对外部封锁、内部工业化需要大量积累(参见1-3章),能够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即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让医疗卫生为经济发展让路”,而是认为维护人民健康就是保护生产力,把医疗卫生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仿照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关注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条件照搬这种模式:发展中国家缺乏培养大量高技能西医人才的资源,有限的医疗技术人员大部分呆在城市,农村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医疗。依靠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医疗服务,无法有效解决农村传染病蔓延、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等问题[6]。

而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道路,那就是1950年确定的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中,“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1952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增加的)。

——面向工农兵,体现在把医疗卫生机构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服务网,建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三种医疗保障制度,分别覆盖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家属、农村人口,实现了医疗保障和全面覆盖,全体居民都可以以较低的费用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预防为主,体现在国家的医疗卫生投入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预防环节,国家组织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也担负着预防保健的责任。预防为主符合医疗卫生规律,既有利于改善健康、控制医疗成本,从而提高医疗体制的效率,又有利于公平,因为预防的成本较低,更容易实现覆盖全民。但预防是公共产品,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缺乏行政能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公共卫生状况落后的原因。新中国发挥组织优势,以及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高度组织化,在实行公共卫生计划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来源 : 共和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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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