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中国道路话语权

唐爱军 2020-01-17 浏览: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从学理角度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不能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学术资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揭示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国家权力”属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方式方法的基本特点等基本逻辑。我们要不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等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继续坚持领导力、创造力、吸引力、引领力和斗争力等基本原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要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态势,着眼于围绕中国道路展开的各种话语争夺,积极主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牢牢把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原编者按:意识形态领导权既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命题。深入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可以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三个角度加以阐释。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我们要从国家权力角度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深刻领会意识形态在权力建构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在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保障条件上,我们要重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看:坚持领导力、创造力、吸引力、引领力和斗争力是我们党建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经验或原则。从现实建设的角度看:当前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牢牢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命题。我们试图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角度加以阐释。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探讨意识形态领导权基本内涵、保障条件等问题,把握其基本理论逻辑;二是立足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总结梳理我们党建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历史经验;三是着眼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揭示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极其迫切的现实议题——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构建。

唐爱军: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中国道路话语权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阐释

我们只有从理论上弄清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实现方式等内容,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工作。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通彻而准确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原因在于:由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最初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广泛关注,尔后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述,由此,国内一些学者试图立足于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克劳和墨菲等思想资源、理论立场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思想,甚至根据他们的相关理论逻辑去指导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这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启发,但是,在理论上,不能完全认同;在实践上,不能完全照搬。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实际上遵循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社会逻辑。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指出:

【“面对那种把社会历史当成理智上可以把握的、围绕概念化规律可以解释的总体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

可见,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恰恰是我们要警惕和批判的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考察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问题,最核心的阐释在于两个方面:(1)要从国家权力角度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2)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软硬兼施”。

唐爱军: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中国道路话语权

(一)要从国家权力角度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

第一个明确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的是葛兰西。他把领导权概念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拓展到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领导权包括了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集团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虽然葛兰西第一次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但是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领导权”概念,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调节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等概念表达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坦率地说,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并没有被人们广泛关注,而流行的“虚假意识”解读模式又进一步遮蔽了这一点。的确,把意识形态解读为脱离实际的、幻想的或片面的虚假意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都有文本依据。但是,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多重含义的,至少具有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等三种属性,其理论构架也呈现出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论和阶级利益的功能论等三种分析框架。而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更多的是在后两者属性和分析框架中得以充分呈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实际上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加以理解,它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而在“阶级利益的功能论框架”中,马克思触及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积极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并不总是空洞无用的。列宁将意识形态的积极的政治功能加以进一步拓展,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强调要充分发挥它们的“战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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