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操场埋尸案”本质是权力“任性”还是西化改革下的“变质变色”?

郝贵生 2019-12-19 浏览:
近几十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新自由主义等西化思潮的干扰下,思想文化、政治建设、军队建设文学艺术、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相当之多。任何一个讲“实事求是”的权力者和学者都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极其其严重的官员腐败现象、社会不公现象、两极分化现象、人格扭曲现象、经济畸形发展现象、社会道德沦丧现象等。“操场埋尸案”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我们不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解读之,就不可能寻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真正途径和方法。

【本文为作者郝贵生向察网的投稿】

郝贵生:“操场埋尸案”本质是权力“任性”还是西化改革下的“变质变色”?

今年6月披露的轰动全国的湖南省新晃县“操场埋尸案”真相终于揭露出来了。杀人凶手杜少平及其同伙罗光中等一伙人涉嫌故意杀人被提出公诉。12月17日至18日,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此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杜少平犯故意杀人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杀人者罗光忠被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1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一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该案涉及的黄炳松等19名公职人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相应党纪政务处分,其中10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

发生如此严重的“操场埋尸案”不能仅仅停留在案件本身的真相大白和对犯罪人员的法律制裁上。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个别包含着一般,此案是个别,但个别包含着整个社会的一般。我们应该从“个别”中揭示整个社会的“一般”。

笔者近日从微信上读到一篇解读“操场埋尸案”的文章,署名“彭九方”,12月12日发表在“陕西法制网”,题目是《透过“操场埋尸案”看权力任性和人性沦丧》。这篇文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个别到一般,试图揭示此案背后和深层次的社会“一般”和根源。但笔者读后,大失所望。

郝贵生:“操场埋尸案”本质是权力“任性”还是西化改革下的“变质变色”?

该文从媒体报道信息中提出,“操场碎尸案”至少有四大现象值得人们深思并拷问社会良心:

【“一、一桩刑事命案为何十六年被挂起,一旦侦破,天下共惊。
二、假如没有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浩大声势,死者还会冤沉多久?
三、死者家属在其举报过程中,明明对埋尸时间和地点提出了个人疑问,办案机关为何不拓宽思路,将其作为侦破线索?
四、从案发至今除作案凶手外,知情人何止二三人?为何十六年间,个个选择知情不报,甚至为凶手开脱,难道人命真如草芥,人情大于冤情?”】

这几个问题提的非常好,也就是要求我们不仅给予事实真相回答,还要给予理论上的回答。但是这篇文章的答案是什么呢?“共识只有一个,是权力的任性和人性的沦丧”。文中说:

【“假如案件总被权力的阴霾笼罩,被沦丧的人性遗忘,正义还有到来的那一天吗?……这是一种何等不正常的官场权力生态!一种何等令人痛恨的人性沦丧!试想,在这样任性的权力阴影笼罩下,在如此人性沦丧的社会环境中,‘操场埋尸案’死者沉冤十六载不就成了不正常中的正常了吗。案件虽破,沉冤虽雪,但留给社会的思考却是无穷无尽的,谁会成为下一个邓世平,还有更多的防线要筑牢。”】

然后作者又引用孟德斯鸠所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以及英国哲学家哈林顿所说“有完备的法制,则有善良的人”后得出结论:

【“操场埋尸案”“我们不难看出任性的权力危害有多大,没有完备的法制相制约,人性沦丧有多深,善良不知从何处方能找回。如果不是遇到打掉保护伞这个界限,那种掩盖案件真相、罔顾死者冤屈的权力任性会有休止吗?在接下来的案件审理中,我们真不愿再看到权力的任性了,唯一寄希望的就是:公正的到位,法制的完备,人性的回归。”】

实际就是说,防止“权力的任性和人性的沦丧”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公正、完备的法制和人性的回归。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从错误的理论出发,不可能做出科学的结论。只有从科学的也就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和找到正确的途径、方法。从上述这篇文章的推理依据和过程看,完全是照搬西方普世价值的法制理论和人性论观点。西方法制理论的核心是权力必须受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即“任性”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西方人性理论的核心是人性自私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人本性自私论的经济学表述。但是西方人性理论又把自己的这种人性自私论观点罩上“自由、平等、博爱、公正”的大帽子。恩格斯早就揭露了这种普世价值人性论的“虚伪性”、“伪善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实践已经检验这种权力理论和人性理论的荒谬性和错误。按照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法,大小前提有一个是错误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的大前提是普世价值的权力观和人性论。其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通过对个别的揭示出来的这个“一般”绝不是社会“共识”,而是片面、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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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贵生
郝贵生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