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清:王船山助燃了民族复兴的思想火炬——纪念爱国主义思想巨匠王船山

黄星清 2019-12-16 浏览:
王船山后半生穷困潦倒,清朝政府多次派官员来招揽他,并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拒绝了,并作诗明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如今,这两句诗已经作为对联被篆刻在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的门阑上,仿佛在向每一个参观者传递着这位先贤一生坚守的爱国主义信念。三百多年前,湘西草堂的孤灯伴随着研读和著作中的思想巨匠直到他生命的结束,而他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充沛“燃料”的爱国主义思想火炬,却仍然在熊熊燃烧,而且炽然燎原。

【本文为作者黄星清向察网的投稿】

黄星清:王船山助燃了民族复兴的思想火炬——纪念爱国主义思想巨匠王船山

今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巨匠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王船山的家乡衡阳为其树立铜像,全国各地也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

王船山生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明末。青年时期,他立志报效的明王朝轰然坍塌。先是甲申之变,后是满清入关,整个北方遭遇巨大的混乱。为恢复明政权,王船山四处联络,举兵起义,但却屡屡遭遇挫折,散流南方的明朝各股宗族势力为了一己之私勾心斗角,相互攻讦,根本没有恢复明王朝的抱负和能力,这一切令王船山失望透顶。他经过深刻反思,得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宏论。挽救明王朝的努力遭遇失败后,王船山立下更宏大的志愿--为中华民族点燃救亡图存、自强复兴的思想火炬。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王船山写下了八百多万字的著作,包括《读通鉴论》、《黄书》、《宋论》、《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等书,涵盖了史历史研究、哲学研究、诗词文学研究、易学研究等诸多领域。

王船山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王船山在他所处的时代,把朴素唯物主义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成果是那个时代的一座哲学高峰。王船山为何能够在那个时代把朴素唯物主义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呢?这跟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紧密相关的。清兵入关以后,激烈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当时的豪族大地主,除了少数也参加了民族抗争以外,大部分都投降了清朝统治集团,企图与清朝统治集团勾结起来,共同压迫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绝大部分民族同胞。农民与工商业者、中小地主成为民族抗争与反阶级压迫的主力军,他们与清朝统治集团、投降的大地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农民、工商业者和中小地主阶层的思想代表,面对着救亡图存的残酷现实,不得不放弃唯心论的幻想,而选择实事求是的唯物论。这场反对清朝统治集团和投降的大地主的斗争是正义的。这场斗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迫使清朝统治集团不得不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以图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民族和阶级的历史斗争中成熟的。

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历史的夜空,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境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王船山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主观认识而存在的,人的主观认识来自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交互,即实践的过程。所以,他说:

【“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

所以,他认为唯心主义的“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心学”等谬论妄想着客观世界因为认识而存在,妄想着认识是万能和永恒的,这其实就是掩耳盗铃、自相矛盾。在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只有客观世界才是永恒的,它从不因为人的认识与否而改变其存在的本质。

王船山的思想和史学著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值得我们认真辩证地研究,从中汲取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文化营养。

王船山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内核。通观王船山的著作,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爱国主义。他生于国之将破的危局,长于民族沦陷的乱世,所以,他对坚持爱国主义有着无比深刻的思考和亟于实践的原动力。早年,他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民族救亡革命,连遭失败之后,他并未颓废,反而着力于更高境界的行动--为民族救亡图存带来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同时也为民族自强复兴绘写出一副磅礴蓝图。所以,他在《黄书》上说:

【“岁德在丙,火运宣也;斗建维辰,春气全也;文明以应,窃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绵也;为汉大行,忠效捐也;悲懑穷愁,退论旃也;明明我后,逖播迁也;俟之方将,须永年也。”】

对民族的热爱是支撑王船山不断思考和著作的强大动力,即便处在“饥寒交迫,生死当前”的极端困难中,他依然“秉孤灯”,“力疾而纂注”。终其一生,王船山对国家充满着浓浓的感情,他对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创造力无比自信,他说:

【“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

正是由于这份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王船山对汉朝以来的儒家价值体系进行了全新的定义。他创造性地提出“不以天下私一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天下夷夏之通义”的爱国主义观,即爱国就应该忠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非“私天下”的某个封建朝代,这显然与一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王朝要求天下忠于皇帝的“私一人”爱国标准迥然相异。这一爱国主义观在封建压迫登峰造极的明清时期如同惊天巨雷,划破黑暗的夜空。同时,他认为,坚持空洞泛化的“仁、义、忠、恕”对民族自强复兴毫无意义,只有把这些价值观放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予以认识和实践,才具有凝心聚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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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评论员、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