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孙经先:他戳破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谎言

孙经先 2019-12-11 浏览:
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出现了疯狂的谩骂甚至以死亡相威胁的情况。对此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害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是在以一个学术工作者的良心做我应当做的正义的事业。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真正胆怯和害怕的不是我们,而是蒋正华、杨继绳、曹树基这些编造谎言的人。面对我们的揭露和批驳,他们的“鸵鸟政策”表明了他们连做出辩护的勇气都没有!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这是我当时真实心态的反映。既然历史已经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机遇给了我,我必须担当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解决这一重大课题,搞清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真相,并且把真相告诉历史、告诉人民!这样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一课题的研究。

进步文化:根据您的研究,所谓的“饿死三千万”之所以流布海内外,著名人口学家蒋正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您曾撰文对蒋正华相关论文的错误观点提出质疑,还写了一封致蒋正华的公开信。请问,蒋后来公开答复您了吗?

孙经先:关于这个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认真阅读了蒋正华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研究论文,并对其全部论证过程都进行了检查,确认了他的研究在学术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错误。为此我在2011年写了两篇论文,对蒋正华的重大学术错误进行了严肃地学术批评。

2011年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先后举行了几次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学术研讨会,李成瑞先生和一些老同志参加了这几次会议。我在会议上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对蒋正华的学术批评意见。李成瑞先生认为我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并且对蒋正华研究中的错误非常重视,他多次向我提出建议,希望我能够和蒋正华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对话,以利于搞清这一重大问题的真相。其他一些老同志也提出了类似建议。

我接受了李成瑞等老同志的建议,于2011年年底向蒋正华发出邀请(由李成瑞先生转交),明确表示愿意在他认为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和他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对话。我的几篇论文李成瑞先生都交给了蒋正华。

李成瑞先生是蒋正华这一研究的建议人和支持者。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蒋正华都不应当拒绝李成瑞先生建议。但是遗憾的是,蒋正华拒绝了这一建议,对我的邀请和学术批评采取了完全不回应的“驼鸟政策”。这就使得李成瑞先生的遗愿在生前无法实现。

李成瑞先生逝世以后的2017年,我向蒋正华发出公开信,再次建议与他进行直接对话。在这封公开信中,我向他严肃指出:

【“您的研究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到3000万’这一说法的最重要、最权威的学术依据之一。我对您的研究提出了严肃的学术批评。显然,如果您还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您就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我的学术批评做出公开答复。如果我的学术批评是错误的,您显然应当公开做出答复,反驳我的错误,以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如果您的研究是错误的,作为严肃的学者您也应当公开承认错误。从这个角度讲,您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对我的学术批评不做任何回应,显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在公开信中我提出四点建议:(1)我愿意在蒋正华认为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和他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对话;(2)建议蒋正华对我的学术批评做出答复(如果他年事已高,也可以由他的学生代他做出答复。)(3)蒋正华虽然公布了他的研究结论,但是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都没有公布数值计算过程。为了对历史负责,我建议他公布全部数值计算过程。(4)由于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具有高度的数学专业性,我建议:组织由数学家和人口学家组成的学术审查委员会,对蒋正华的研究论文从学术上进行审查。

但是蒋正华始终没有对我的公开信做出任何答复。

那么蒋正华为什么拒绝答复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1)他的研究在本质上是数学的,他的错误是数学错误。对于数学问题来说,无论是理论推导过程、还是计算过程,判明其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在全世界学术界都是统一的、明确的,是不存在分歧的。所以对于数学问题来说,错了就是错了,不存在任何辩解的余地。对蒋正华来说,如果我们错了,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反驳我们的错误,为自己辩护;如果他错了,他也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从这个角度讲人们完全可以从“蒋正华敢不敢和我直接对话”这一点来判定究竟是谁对谁错。蒋正华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采取“鸵鸟政策”,不敢和我们对话,这就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心虚和胆怯,这是他拒绝对话的第一个基本原因。

(2)蒋正华的研究严重违反了学术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可重复性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如果他同我们进行直接对话,我势必要求他按照“可重复性原则”,公布他的完整计算过程。而只要这些内容一公布,人们就可以通过实际的计算机计算对他的结果进行重复和验证。通过这种“重复和验证”,人们就可以揭露他的这一研究的全部虚假性。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们的这一要求。这是他拒绝对我们对话的第二个基本原因。

来源 : 进步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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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
孙经先
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