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目前香港亟待又一次“去殖民化”——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年的反思

魏南枝 2019-11-14 浏览:
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年来发展得失的判断不应笼统归因于“一国两制”,而应当对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面临的普遍性矛盾、作为殖民地回归祖国所面临的“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一国两制”具体实践及其所产生的矛盾进行客观全面的区分。一方面,要在具体制度和实践中切实处理好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看到香港现有各种政治力量所代表的政治光谱存在大量空白,特别是对中下阶层的政治代表能力是有缺憾的。因此,应当加强中央的主权者心态,既要更“接地气”地深入研究香港社会各阶层,又要结合世界大势反思香港自身,才能全面反思香港治理工作中所存在的偏差,有的放矢地完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魏南枝:目前香港亟待又一次“去殖民化”——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年的反思

【编者按:本文写于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发布时对时间做了调整,以方便阅读。】

“一国两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创举。既然是创新的制度性安排,其具体实践必然有成功与失败的两面,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香港回归已经22周年,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评价褒贬不一,它的成功面整体上大于它的失败面。对香港回归以来的得失成败,我们应当在系统梳理香港历史的基础之上,分为三个层次去看。

第一个层次是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面临的普遍性矛盾。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既然回归之后仍然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就必然具有资本主义普遍性矛盾,这应当构成香港回归22年以来所面对的第一个层次矛盾。这个层次的矛盾,究竟是“一国两制”带来的,还是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本身固有的?在厘清二者关系基础之上,应当认识到,“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不等于回归那一刻的香港各项制度成为“祖制”,长期不能改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其必然面对周期性乃至结构性的危机,也必然要求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危机应对和制度调试,香港也不例外。所以,香港所面临的资本主义普遍性矛盾和是否进行了有效的适应性制度调整,是评判“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效果所必须认真区分的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回归祖国所面临的“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与同样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韩国等致力于推进“去殖民化”不同,香港作为一个英属殖民地回归祖国以来,由于重“两制”,轻“一国”,重“高度自治”轻“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并未开展系统的“去殖民化”工作,实质上将“反去殖民化”和维护香港“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等混为一谈。未能有效“去殖民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已经深刻影响到今天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实施“一国两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而是评判“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效果所必须清楚区分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才是“一国两制”在香港22年的具体实践以及对其如何评价,这属于香港的独特性矛盾。

我们应该把上述三个层次有所区分。如果把目前香港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简单归因为“一国两制”,就难于理顺和阐明香港内在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逻辑,也就难于有的放矢地改善对港工作、完善“一国两制”。

一、香港的发展与中国内地的变迁紧密关联

数千年偏居一隅、默默无闻的香港,因为清末三场战争和三个不平等条约才开始为世人所知,香港的历史浓缩了中国晚清时期的屈辱史。弗兰克·韦尔什在其《香港史》一书中认为,香港自开埠起就与鸦片走私贸易关系密切而声名狼藉,它更多是一个与中国内地连接在一起的转运地。

英国殖民者在香港推行的“华洋之辨”的殖民统治,太古等四大洋行的相继成立,将殖民统治和资本扩张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香港经济、法制与英联邦国家与地区紧密联系的基础。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低人一等”的华人被驯化得“崇洋”乃至“畏洋”,华人群体实质上长期处于相对自治互济的状态,香港最大民间慈善组织东华三院最初就是为了弥补华人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因义祠风波而建立的。

从香港沦为英属殖民地到1949年间的百年里,“东方明珠”的桂冠都属于上海而非香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上海和江浙等地的商人将产业转移到香港,形成了香港的第一次经济腾飞,但这一短暂的繁荣因为日本人占据香港而中断。

第二波繁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大批内地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迁居到香港,给香港进行了资本与人才“输血”。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但未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这样一种默契之下,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窗口,也是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和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交汇之地,香港赢得了长足发展。

第三波繁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涌入香港的大量内地人员给香港进行了劳动力“输血”;因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的大批优秀殖民地治理人才从世界各地汇聚到香港进行了人才和制度“输血”。在多渠道“输血”的同时,“反英抗暴”等暴动产生了迫使港英政府改善施政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此外,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大为改善,迅速扩大了从香港转口,进行进出口贸易的经济需求。上述种种“输血”与“需求”的结合,使港英政府通过“行政吸纳华人的政治参与”、“法治社会”等造就了其高效率的行政治理体系,同时香港人民充分发挥“狮子山下”拼搏精神,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口贸易等造就了真正的经济奇迹,香港迅速发展成为“东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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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