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人权和中立国家“不可战胜”的神话

Joker 2019-11-11 浏览:
以往谈到人权的理论分析并没有提到它的难民经济的历史,因此人权和民主好像总有“一墙之隔”,而难民经济是在由中立国家建立的“民主共识”内部来推动的,中立国最早无疑也是富于民主的“国中之国”,相比之下,几乎其它国家都贫于民主。不论是俄罗斯的经济还是东欧的政治,在东欧剧变后都效仿中立国家实施以旧换新的休克疗法,中立国家“不可战胜”,而这也是相对于难民的人权,相对于难民经济而言的,中立国推行的经济演变促成的繁荣也是相对的,在政治上,国家干涉主义补充着中立国在国际法中的豁免地位,中立外交决定了地区战争,也为中立国的繁荣进一步提供保护伞。

【本文为作者Joker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难民,人权和中立国家“不可战胜”的神话

普通公民和难民只有一线之隔,这是20世纪的政治经济事实。如果不是出于对中立的幻想、没有泛欧主义的民主共识,我们就不会看到柏林墙了。显然,单凭大国干涉的白日梦愿景,公民和难民的对立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这也不可能被用来解释难民现象的产生,在90年代,密特朗与塞尔维亚的“共识”具有一种超国家性,双方关于实施种族清洗的立场在客观上是中立的。

弗朗索瓦·密特朗贡献了一个“中立国介入”的视角,后来人们将它运用在安全教育的层面上,毫不怀疑地赐予它联合主张的形式。密特朗的姿态是中立外交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政治难民所没有的人权是这种外交权,而人权即中立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的基础。

人权不是阿甘本、本雅明试图拯救的神圣契约,也不是齐泽克意欲捍卫的遗产,齐泽克曾就“人权与非人之权”写道:

【用列宁主义的话说,在如今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话语中,“第三世界受苦受难的受害者的人权”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强权的干预权。它们以保护人权为名,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预,影响其选择。[1]】

在这种看似容易理解的说法中,人权也被过度简化了,只能理解为人权被自身的尺度所干扰,而这是无法被排除和超越的:

【“它清理场地,开辟空间,以迎接真正的行动,迎接这样将真正改变这个坐标的行为”。[2]】

模糊之处在于,人权不可能对自身的分化进行有效的缝合,从技术性方面来说,人权呈现为例如恐怖主义者和人质、士兵和战略武器之间的景观式互动,可以十分应景地想到实验用语中对未分化性的一些概括总结,而“和平演变”的推行也参照了这种模式,从交战规则到国际体系的反复重组、又试图在合法范围内排除差异、妥协、向假想敌求援和“不完全主权”等等:“真正的行动”更类似于竭力寻求相关性的一系列话语,描述和认识;要获得它,人们或者求助于21世纪的消费主义行动,或者寄希望于丘吉尔、教皇这样的民主窃贼。

正如对中立国家而言,监禁难民和管理难民并非两种不同的政策,自发的(代理人)战争和培养假想敌的安全教育可以生成无处不在的民主决策,马克思在苏联教科书中被滥用的经济决定论如今或许解释了战争—外交关系,透过中立国家这面战略放大镜,我们洞见了晚期资本主义无比单一的难民经济模式。中立外交采取的行事方式毫无疑问是外包战争,这一点决定了中立国家在国际法中享有永久自由、豁免行政管制甚至还有主导经济的战略地位。

对东欧难民的宗主国怀有同情自然也是多余的,它们大都采用了政治上的“休克疗法”,靠拢中立外交,试图变成“国中之国”,从战争到废墟的政治通路被直接运用于东欧自由民主的经济建设,他们将经历更少的幻灭,更早确立难民经济的统治:除了中立国家以外,与东欧难民潜在的民主共识相互一致的,还有梵蒂冈教皇。

不仅种族屠杀的事件如今已被中立国家歪曲成了一场政治经济的事故,而且事实证明,中立外交和难民经济都是诱敌深入、欲擒故纵的游戏,难民经济不过复原了中立外交(对敌)诱压并施的面貌,一方面,面对改革前的高失业率,中立国家推行的金融信贷开始逐渐普及,另一方面,信贷直接导致敌对竞争者的破产[3],在贷款合法化的游戏规则面前,个人名义是可以用来交换的。而只有通过敌友间的逐利和在外包式经济的服务(人性面孔)下,中立国家才能不失其为和平竞赛的“永久东道主”。

瑞士总体上来说并不代表西方,它在东欧推行的金融模式也不能与十字军东征相提并论,然而瑞士的繁荣建立于大半个世界逐债和追凶的基础(难民经济)上,另外,那大半个世界几乎也都想要效仿瑞士在一天之内建成罗马,正如瑞士从来没有《圣经》的历史,全球经济也想要在在知识产权、市场私有化和民主共识的短暂时效里得到它的“人权”的信徒。

成为“世界公民”亦超然凌驾于瑞士人和“民族囚室”[4]的表面关系,瑞士的伪斯多葛主义想象也是流动的柏林墙,它赋予1989年柏林事变一种不定的意义:中立国的概念正在扩展,在复兴和回归,难民就紧随其后,而且他们是自愿在民主的枷锁中充当奴隶的,1989年之前,莫斯科还在全世界捕杀和流放政治难民,而1989年之后,终于轮到整个世界接受同样的发展模式,对难民的政治监管也要移植到经济管理上了;难民的战争只是在“民主”共识扩展和蔓延开来的领域里才有可能爆发,不在北约管制区域,也不在签署大西洋贸易协定的主权国家,而是在居留权和教育文化(更多由梵蒂冈而不是由美国规定)领域里开展,毫无阶级意识可言,只有对中立国家权力意志的需求,难民运动往往极少在伊拉克和美国的间隙里发生——战争使中立国庆幸它酒神般的胜利——它被中立国浇铸成一场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化(伪民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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