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合力结构——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才决定成败

张文木 2019-11-11 浏览: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就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所占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富裕的宋朝和明朝何以败亡于北方少数经济落后民族之手的原因,更不能解释苏联在“五大三粗”的时候竟轰然垮台的原因。

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

明乎此,也就知道了政治尤其国际政治上的事并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心血来潮,之乎者也,只能演戏而不能为政,更不能为战。19世纪末中国文化人中的新锐人物那高亢的行文行事的作风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但当他们将变法及其首领人物光绪皇帝推向无路返回的险峰时,却发现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推行他们纸面“改革”的现实力量,结果留在他们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跳崖一途。20世纪初的沙俄新锐人物别佐布拉佐夫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初通、其运输能力远未形成的条件下,力主沙皇进取远东,最终导致沙俄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和由此引发沙俄帝国在数年后的解体。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地下埋的东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象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所应有的那样”,列宁说,

【“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为了提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管理能力,1920年,列宁还专门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戈尔巴乔夫不信列宁的这些经验之谈,沉湎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轻信西方的和平承诺,对苏联政治体制按西方标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苏联瞬间解体。苏联解体不久,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说: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事实上蒋介石也是这么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曾说蒋介石“用机关枪上课”,王明“用嘴上课”。看到赫鲁晓夫因战略能力低下出现的忽而冒险主义、忽而又机会主义的外交错乱,1964年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

【“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与此同时,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未来中国高层出现像别佐布拉佐夫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的人物,或出现像赫鲁晓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就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所占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富裕的宋朝和明朝何以败亡于北方少数经济落后民族之手的原因,更不能解释苏联在“五大三粗”的时候竟轰然垮台的原因。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占有的结果。占有权决定分配规则及由此规定的财富流向。要改变规则,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技术能力而是将事理和学理统一到目标与资源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实践经验中的国家战略能力。前几年有人出书,其题目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确切地说,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北京日报》2019年11月11日第15版】

来源 :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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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