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骏:《资本论》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当代价值

丁堡骏 2019-11-05 浏览:
近年来部分先富人士,将自己依靠党的政策积累起来的资本转移海外投资,国外资本加强对我经济控制,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当今时代中国仍不存在一条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苏东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威胁严重的条件下,在重新研究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二,将《资本论》运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不能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即不能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论述来证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必然要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不能将“原始积累”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走瓦解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不分析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盲目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没有教训的。曾几何时,在中国也有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苏某智、严某琪等都主张中国要按部就班地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以后,再由中国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因此,我们必须要反对无条件地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

第三,《资本论》中国化,不是中国爬行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同志也不能将《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移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肃清教条主义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中国经济学界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生搬硬套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有人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都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是《资本论》中国化中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教条主义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就是有人通过改变《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称谓,或者简单地宣布一下《资本论》中的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于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论》被改造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论”,剩余价值理论被改造为“共余价值理论”。他们的理由是,《资本论》中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的因素,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错,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真的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因素,它们的确不再反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问题是,经过这样抽象以后的经济范畴,究竟还剩下了什么?剩下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8]按照矛盾特殊性决定事物本质的原理,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关键的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性。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9]在这里,恩格斯首先强调: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火地岛时代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本质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这两个时代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经济学。其次,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不能将火地岛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由此决定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资本论》的经济规律,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能用《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分析。当然,我们更要反对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教条化地加以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明确一下三个方面:(1)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试图反映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来看,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的经济学;(2)从其学说的科学性来看,它是不科学的庸俗经济学;(3)从它所服务的阶级来看,它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而且是服务于国家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最反动阶级的经济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视为没有阶级利益体现之中的普适的经济学。

总之,我们要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不分析其适用的社会历史条件盲目运用于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旧中国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代,新中国要走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建设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于这两个时代都是文不对题的。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化,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经济理论及剩余价值学说是不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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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骏
丁堡骏
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察网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