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诺贝尔奖值得警惕吗?

紫虬 2019-11-01 浏览:
归纳历史上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类奖项,以和平奖和文学奖以及后来“蹭车”附庸风雅的经济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平等,抽象、唯心的人性,是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天经地义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来说,和平奖伪善敌意,文学奖见缝插针,经济学奖重术轻道。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人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并不友善。

3、重术轻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采用了诺奖其他奖项规则,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入选者近50%比例具有数学教育背景,围绕着完美市场的均衡理论和政府干预的计量经济学的大量高端数学模型,包括至少六次以上斩获奖项的博弈理论等,诺奖对数学成果的格外青睐,被一些评价认为,是相对其他奖项缺少数学的一个补充。在国家、地区经济的成功宏观调控、在市场微观的企业成功决策的实践中,实际作用有限,更多的只有学理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西方经济学面对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不能体现根本的作用,获奖成果往往只有解决局部问题之术而非根本之道。如2019年诺奖奖励了致力于减贫的随机控制的实验方法,2016年的“契约理论”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稳定性;2015年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提出“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这些均无涉消除两级分化根源;2010年的“市场搜寻”理论,其实际意义是雇佣工人要更加合理,这些,在金融危机后的萧条中,即使能和经济管理实践结合,也只能小修小补,更多体现了对资本为本体的呵护。这些特点,在中国的某些学术圈里,讳莫如深。

4、与经济效益的负相关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建立五十年来,中国无人获奖,但经济长期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美国人或者取得美国教育背景的获奖者达到78%,垄断了诺奖,但中美经济正在易位,这个现实令经济学界有调侃曰:得奖越多,增长越乏力。

归纳历史上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类奖项,以和平奖和文学奖以及后来“蹭车”附庸风雅的经济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平等,抽象、唯心的人性,是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天经地义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来说,和平奖伪善敌意,文学奖见缝插针,经济学奖重术轻道。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人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并不友善。

多年来,经济、文化界开始流行一种超脱雅致的说法,不要意识形态化。这种提法,多出自一些专家学者、文化大咖,学术大佬,还有一些名声甚高,实为枇糠的知名教授口中,久而久之,也影响了一些不彻底的,空谈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他们忘记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当空气中弥漫资本主义价值观并成为天经地义的时候,稍有不适即被判定为意识形态化。五分之一人类寿命延长80%的经济成果在全地球空前,但是进不了诺贝尔奖的法眼,它又怎么能欣赏你8000万人的减贫成果?用奖励随机控制的试验方法,遮去中国人减贫的光芒,和报道香港的CNN手法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它只对赞誉表现阴暗污垢感兴趣。正如鲁迅所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随感录三十九》一九一九年)他们无视社会科学类诺贝尔奖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西方资本价值观学者的手中。你若质疑,便是“意识形态化”,你若批评,便是极左。——所谓意识形态化,不过是西方学术霸权老爷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罢了。

马克思说: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他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路易.普拉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根据经济实际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当下对诺贝尔奖特别是社科类的奖项,趋之若鹜,奉若神明,也就不奇怪了。

2019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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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