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石冀平 2019-10-22 浏览:
“转型论”与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不相容。苏共由革命党转型为建设党,是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其革命属性主要体现在革命的纲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精神上。革命纲领,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的丧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政党失去执政地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历史教训和新的历史经验。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执政体现的是政党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两者不是同一系谱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转化或替换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革命精神为立党之本。

石冀平: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近年来随着中国基本经济关系的变迁近于完成,主流学术精英与媒体精英极其热衷于将加快所谓政治体制演变(改革只是托词,演变是本质)作为主导的学术主题和文宣主题。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概念和理论逻辑,这些理论元素的本质功能实际是为他们认同的政改模式提供理论路线图和合法性解释。而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此类精英的政治主张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要改的不仅仅是政体,更主要的是国体(只不过体制内精英稍加掩饰而已)。因此他们炮制的这些理论元素,就应当认真对待。当然,全面辩诘非本文之目的。在此只对其中最具迷惑性的理论逻辑——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之论略加辩诘和分析。

一、“转型论”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不相容

所谓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基本理论逻辑是:共产党以革命手段取得执政地位后,就不再是革命党了,而是向执政党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内容,一是转型为建设党(1),二是党的政治文化转型,因为过去在执政意识上仍停留在革命党的思维上(2)。由于此类说辞的理论指向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目前仍将自身定位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其最高目标仍是共产主义。所以对此类以党建理论文本形式出现,似乎为共产党长期执政出谋献策的理论建言,还是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分析,以共产主义目标为标杆来衡量才合乎逻辑。而这也正是此类言说者刻意要回避的,之所以要回避,是因为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离开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来谈党的转型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任何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服务于服从于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必须以党所信奉的理论为指导,除非这种路径选择是以最终废除党的最高纲领,摈弃党的指导思想为目的。如果依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并以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为衡量的基准,那么针对“转型论”,起码会有这样一些推论。

首先,如果依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革命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有相近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目标模式,并且两者之间有理论继承关系,但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路径选择和诉诸的社会主体性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选择是革命,所诉诸的社会主体性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体性——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定义的共产主义不但是对数千年私有制的否定,而且要与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使人类彻底摆脱动物界的生存法则和生活法则,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复归。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只能由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以往历史中新兴阶级都曾具有革命性,但历史赋予它们的革命性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使它们的革命性最终会在本阶级的统治确立之后归于消解,并进而随着历史的演变,该阶级也会走向革命的反面,通俗的讲法就是:可以革他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否则就要反革命。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政治特点是革命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并不仅仅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在于不断否定自身,革自身的命。非如此,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这一点马克思在其理论初创时期就意识到了: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决定了其革命观既诉诸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也诉诸于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在观念形态上也就是革命精神。因此起码在理论逻辑上,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消解或丧失革命精神即等同于消解或丧失共产主义目标,两者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事实上,这一逻辑已经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实,苏共的历史演变就是典型案例,关于此点后文还将涉及。

其二,既然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那么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也就并非革命的终结。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执政地位的取得对无产阶级政党实际具有双重效能,正面效能是为实现最高纲领提供了客观条件。负面效能则是可能导致革命精神的泯灭,由于革命精神与党的最高纲领具有逻辑同一性,因此这也会同时导致党的最高纲领的最终消解。这种负面效能展现的逻辑是:脱离国际资产阶级力量长期占优势,并且社会主义制度起始状态过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环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效能做出过于局限化的解释,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的局限于取得执政地位,取得执政地位就等同于革命的完结。进而将共产主义的实现完全诉诸于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共产主义是建设起来的(共产主义建设的概念就是苏共取得执政地位提出的)。由此革命让位于建设,革命党向建设党转型,党对自身的评价标准自动转为生产力标准,而且进一步将生产力标准由根本标准推演为唯一标准。但问题是,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自然之果,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物质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真正人类社会的现实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者就曾预见过旧社会残余及传统观念对以新人为主体的新社会发展的制约性,但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所展现的历史制约性远远超出他们的预见。这一基本历史背景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国家,无一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在这样一种初始状态不佳的条件下向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演进,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清除马克思所讲的旧制度的残余,更关键的是要被迫做出历史妥协:使旧制度的基本经济要素——商品货币关系保留或复归(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存身之地。因此目前国际共运的颓败之态,尚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一模式至今尚未真正实践过,所以并无成败可言)。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内在逐利机制的经济关系,居执政地位而掌控政经资源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面临强烈的利益诱导,同时国际资产阶级势力以其历史先发优势为后盾,可以施加有效的意识形态扰动(之所以指出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扰动是以历史先发优势为后盾,是因为主流知识精英普遍认为这种扰动之所以有效,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确而普世。但试想一下如果西方世界贫困的象海地或索马里那样,还有多少知识精英信奉那个套路的解释?上世纪大萧条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多大吸引力,连资产阶级自身都曾大加怀疑),这种利益诱导和意识形态扰动会与所谓旧社会的残余共同生成巨大的叠加效应,如果不能正确化解这一效应,完全可能使无产阶级政党逐渐偏离它的最高目标,并最终放弃之。这是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未曾预见也不可能预见的历史新课题。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

石冀平
石冀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