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双重压力与挑战

魏南枝 2019-10-17 浏览: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扩张推动着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向复杂化方向发展,塑造着全球化的宏观进程。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劳资失衡加剧、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困境,导致“反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抬头。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以美国为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失向”“失序”和“失范”,全球治理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警惕和防止全面私有化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政治自主性。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不应当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赶超,而应当从道路论出发来“明确方向”,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9]全球化的结构性弱点导致了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的存在与爆发,从而构成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一重压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并且,这种结构性弱点随着全球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化而更加凸显并难于解决,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

二、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转折点上

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下,世界市场日益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体系。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趋于衰落,国际政治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频发,导致现有全球治理难于满足现实需求、新的治理方式又远未形成,这些新的特点让全球治理处于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之中。[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增加了新的变量和新的特点,进而逐步引发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结构性转型。影响这种系统性、结构性转型的因素,包括三个层面: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影响,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或机制面临的挑战。

1.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逐渐形成,其结果是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尽管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治理主体,但全球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为主权国家,而是包括许多非国家的经济实体机构。一方面,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使得非国家的经济实体——跨国公司不断成长和加速扩张,并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目前,约占七成的跨国投资是由跨国公司完成,2/3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一批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主权国家。[11]另一方面,各种类型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主体。其中,相当比重的非政府组织与不同形式的资本力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美国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捐款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在上百个国家开展项目。

2.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影响

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越来越深入到国家内部。例如,跨国公司、特别是以资本输出为主的跨国金融机构正在不断扩大其对国家治理行为的影响力,以实现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的便利与安全度。全球治理的主体日趋多元化与国内治理的多重困境相结合,使得一方面由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被赋予高度的政治正确性、忽视了其加剧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全球治理的大多数主体都在选择性无视或者掩盖当今世界最重大的矛盾——资本的无限无序扩张与劳动者的沉重被压榨之间的矛盾,反而用“机会平等”和“个人责任原则”等借口对个人的失败进行解读,将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由市场”不承担社会责任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等推脱给了“个人的不努力”或者“主权国家政府的无能”。[12]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之间的张力在扩大,“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13]由于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以及其涉及的国际上复杂的利益交织,导致主权国家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的难度在加大。

此外,从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外部影响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全球治理越来越有赖于国家之间跨越国界的协同合作,它与国家治理的协调互动和相互制约也在不断加强,给国家治理带来越来越多的外部影响。[14]全球治理往往在国家之间通过签署共同认可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和普遍性国际规则、设立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全球治理参与行为体的行为等来实现,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治理机制的制定和推行,反过来对国家政策制定形成了制约。[15]

当前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是资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国际流动的自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改变了基于商品生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分工格局,而且挑战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利益分配格局。[16]如今,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通,在使得其国内的跨国寡头垄断集团、大型工业企业、金融投资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利润丰厚的剥削性收益同时,也造成其国内产业的去工业化、空心化和虚拟化,进而促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不可避免地倾斜。这与作为全球治理的主权国家代表的国内利益产生了矛盾,也掀起了一些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浪潮和较为普遍的排外情绪,进而为滋生“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思潮提供了土壤。

来源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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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