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与整合: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借鉴儒家文化的?

周绍东 2019-09-07 浏览:
文化基因承载着文明孕育和生长过程中的核心信息,构造了文明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功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政治经济学正是植根于这一古老的文化基因,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有机结合,通过文化基因的复制、转录和表达,从经济学视角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凝练出饱含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智慧。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唯物史观的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

【本文为作者周绍东向察网的投稿】

扬弃与整合: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借鉴儒家文化的?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中国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逻辑主线,扬弃了高度推崇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辩证统一为实践支撑,超越了推崇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中国政治经济学开放包容的理论气质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用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勾勒出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文化基因的逻辑建构,表现为从微观“自我”到中观“家国”再到宏观“天下”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由个人至天下的空间拓展,也是从过去向未来的时间演进。在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这一文化基因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中国政治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它的深刻烙印。但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对儒家文化采取了积极扬弃的态度,将儒家文化的“基因”有选择性地、有机地整合到理论体系内部,并由此为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

一、微观的认识论基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

与西方的“原罪说”不同,儒家学说以“人性本善”作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在儒家看来,人的自私自利不是与生俱来的,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人的经济本性是由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后天塑造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颇为接近。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把人界定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体,认为抽象的、永恒的、自私自利的人是不存在的。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人性善的起点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人也是非理性的,因为人类对很多事物的认知都是十分有限的。孔子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这就是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睿智,可是被驱赶到陷阱和罗网中却不知躲避。儒家文化承认人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但又突破了“不可知论”的藩篱。要实现“诚意、正心、修身”,首先必须“格物、致知”,亦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开拓认知空间,不断地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中庸》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就是说,只有极为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出他的本性;只有充分发挥出个人的本性,才能带领着众人发挥出本性;充分发挥出众人的本性,才能发挥出万物的本性;充分发挥出万物的本性,才能帮助天地培育生命;帮助天地培育出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了。

然而,在以“不可知论”为世界观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人类通过“格物”所构建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致知”,知识的分散存在状态使得收集和处理知识并进行决策是不可能的,由于缺乏价格这一调节工具,计划当局必须对需求和供给进行人工计算,而这种“经济核算体系”会由于巨大的成本和极低的精确度而走向崩溃。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中,可以将“格物致知”理解为: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劳动工具,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探索未知领域,在尊重和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中国政治经济学摒弃了新自由主义“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前提,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突破了计划与市场两者完全对立的思维定势,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将计划和市场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利用计划纠正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利用市场提高经济主体的能动性。这一重大的理论突破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提供了微观的认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一认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治经济学先后作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最终促成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大的实践创举。

二、中观的实践路径:修身、齐家、治国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焦点。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尽管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如何处理商品经济中公共利益(义)与私人利益(利)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孔孟看来,人是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提出以“道”为标准来协调义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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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东
周绍东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