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需要树立与“卡瓦略式”人物斗争的精神

余云辉 2019-09-07 浏览:
中国有人曾经言必希腊,现在往往言必美国。如果现在中国改革言必美国,最终结果将是:中国成为第二个希腊。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起点,我们还在国家建设的征途之中。如果说改革依然可以代表着建设国家的进取精神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这种进取精神,同时把一切改革的政策和设计放置于主线意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的三维坐标之内进行选择、平衡和判断,从而防止改革的结果事与愿违、与国家发展方向相矛盾、与人民利益相对立。拯救中国经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0年来一系列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必须马上纠正。

【本文为作者余云辉向察网的投稿,原文于2018年12月21日首发于察网。

【“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前言:改革是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绝不动摇。”】

改革是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仅仅是一种动作。任何动作的本身都没有意义,而必须赋予意义。改革的性质体现于改革的使命与内涵。

在此,可以根据改革的使命、内涵和性质,把改革这一特定动作归之于“善政”或者“恶政”,从而,改革可以区分为“正确的改革”和“错误的改革”、“前进的改革”和“倒退的改革”、“爱国的改革”和“卖国的改革”、“利民的改革”和“害民的改革”、“进步的改革”和“反动的改革”等等。

如果改革有“善政”与“恶政”之分,那么,过去三十多年的诸多改革,究竟哪些属于“善政”、哪些属于“恶政”?今后的改革如何成为“善政”而避免“恶政”?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显然比统计和比较哪一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改革”一词频率更高要重要得多。

改革究竟属于善政还是恶政?这与改革的口号和决心无关,但与改革的立场、世界观、价值观有关,与改革是否体现“天道”和顺应历史规律有关,与中华五千年来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与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之本质和破坏力的把握和警惕有关,与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和特色有关。

改革需要主体性思维,需要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主体性分析。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存在着国内利益主体和国际利益主体的博弈;从国内利益主体角度看,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从纵向角度看,存在着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和社会各阶层不主体利益之间的差异。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根本区别。今天,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国际经济金融集团通过里应外合来操纵和绑架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国内资本和权力的强势集团主导和操纵国家的整体利益,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

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朦胧诗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来,彻底抛弃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甚至幻想主义,回归社会经济现实,看清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和实现途径,明确改革的主线,树立改革的主线意识;同时,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线和红线,必须坚守底线,不碰红线。

第一部分:什么是改革的目标主线?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需要树立与“卡瓦略式”人物斗争的精神

1.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意识:什么是经济改革的目标主线?

这是一个首先需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

没错,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主线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必须明确,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而不是为了发展“美国、日本、欧洲的生产力”,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经济金融殖民地。因此,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确立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

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和宏观调控的失效,源于中国经济的“三大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的全面丧失(详见《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一文)。这说明,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主线已经偏离了独立自主的轨道,开始陷入拉美化的困境。

就发展生产力本身而言,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发展中国生产力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是发展GDP、城镇化、城市化、房地产化、世界工厂化、信息化还是工业化?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只能划分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不存在超越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社会”、“城镇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之说。因此,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必须是也只能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技、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中国梦”。

来源 :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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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
余云辉
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