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君子”作为人格名词在中国共产党人话语体系中的地位

纯通 2019-10-10 浏览:
笔者觉得“君子”作为人格名词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体系似乎还是个未定之数。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务系统到民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员”这个名头都是受到尊崇的,它不仅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也代表着一种风气和品格。斯大林讲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浓缩了共产党人全部优秀品质的话,曾经在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闪烁灿烂的光辉。那么现在的中共党员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竟然需要把“君子”这样一个涵义复杂的人格标志作为高于入党誓词的理想追求呢?

【本文为作者纯通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试论“君子”作为人格名词在中国共产党人话语体系中的地位

2014年6月13日某报刊文《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君子”作为人格名词开始成为中国媒体所使用的热门词之一。

2017年8月23日某学者在报纸刊文《共产党人应做现代君子》称:

“共产党人做现代君子,关键是要做到‘三严三实’[2]。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三严三实’,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君子人格的要求,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为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这似乎是“君子”作为人格名词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人话语体系的一个标志。其意义在于:当代数以九千万计的中国共产党员不是个个都具有传统的“君子人格”,“做现代君子”是每一个普通党员努力的目标。

这引起了笔者探究“君子”作为人格名词在中国共产党人话语体系中的地位的兴趣。经过一番搜览,结果如下:

据专家考证,“君子”作为人格名词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时产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经流行了数千年。“梳理先秦经典中‘君子’的用法,可见其初始含义应为‘君上位,子下民’,‘位’‘德’兼重,后来又引申出诸多含义。”一般地说,

“君子具有‘统治者’和‘道德高尚的人’两个义项”。

在特定的语境里,

“凡有道德之百姓均可称作君子”。

亦指:

“大德大义,捐躯弘道之人。历代君子的集体称号,多系此类。……尤其近代以来,有‘戊戌六君子’‘七君子事件’等,皆发扬了君子德行不亏、舍身取义的精神”。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君子”的“负面或反讽之义”:

“君子并非尽是贤德之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论语·宪问》)……宋理宗时的梁成大称对手‘真德秀为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虽属谐音戏谑的文字游戏,实为对士人在实践君子观时的虚伪性和两面性的揭露。后来,生活中有以‘梁上君子’指贼,‘瘾君子’指吸毒者等,都是具有负面或反讽意义的称谓。”
“近代以来,‘圣人’名义逐渐消歇,‘君子’被不断重新界定,显现出与时俱进、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一面。‘君子’作为现代人格理想与入世典范,被胡适界定为‘人格高尚的人,有道德,至少能尽一部份人道的人’。‘君子’‘小人’含义亦经常被随文定义……君子是高尚无私、乐于助人之人,小人是品质败坏、损人利己之人。同时,君子也面临诸如‘绅士’‘善人’‘先生’‘楷模’‘丈夫’‘英雄’‘烈士’等概念的影响,甚至部份含义被转移到这些新概念之中,呼应了时代亟需的某些道德品质。‘君子’在主流话语中退出,亦与特定政治语境有关。建国后,有人就曾质疑‘君子’的阶级属性,童书业[3]就认为:‘君子本是阶级的名词,就是贵族;但孔子所谓君子,许多已是人格的名词,就是好人。以称贵族的名词来称好人,可见当时统治阶级所认为好人的,只是贵族阶级的好人,所以作为人格名词的君子仍有阶级性。’这种政治标签在极左思潮盛行时代,自然会影响其使用。”[4]

所谓“极左思潮盛行时代”,一般是指1957年到1978年末,也有人把它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前57年。笔者认为,该专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前5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作为人格名词的“君子”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体系中不具有正面地位。

先讲一个古代的故事:

公元前455年,晋国发生内乱。先是智、魏、韩三家联军以智伯为首围困晋阳赵襄子达三年之久,赵襄子成功说服了韩康子、魏桓子倒戈,结成赵、魏、韩三家新同盟,一举击败智伯。赵襄子将智氏灭门,与韩、魏两家三分其地。又把智伯的头砍下,往头骨上涂油漆,制成酒壶。此时智伯的臣下豫让已逃到山中避祸,听说赵襄子每天端着自己主公的脑袋喝酒,受到很大刺激,惊呼:“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史记·刺客列传》)他先是假扮成一名受过刑的奴隶混进赵府打杂,准备伺机杀了襄子。不料功败垂成。襄子虽然抓了他,却下令给其左右:“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获释的豫让昂首扬长而去。过了几年又来了一次机会。豫让把自己的身体弄残,在街头流浪。听说赵襄子要去看某座桥,就埋伏在桥下等候。襄子刚到桥边,所骑的马突然抬起前蹄嘶鸣,其左右当即将豫让抓获。襄子问道:“你曾是范氏和中行氏的手下。智伯杀了他们,你不给他们报仇,反而向智伯效忠。如今智伯死了,你却一再要杀我,替他报仇,这也太过分了吧?”豫让回答:“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赵襄子喟然叹道:“你为智伯尽忠,已名满天下,而我却不能再饶你了。”豫让说:前次你不杀我,“天下莫不称君之贤”;如今我该伏罪,但心有不甘,请你脱下身上锦袍,让我狠狠砍上几剑,就权当为智伯报仇了。襄子答应了。豫让便挥动掌中利刃,在襄子锦袍上掠过三道光,然后对着襄子喊道:“我终于可以到九泉之下去见我家主公了!”话音未落,他已横剑自刎。史书记载:“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其中自然包括襄子在内。[5]今人把这个典故当作两位同为统治集团成员的“君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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