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颜色革命祸乱中东 香港须警惕“东方之珠”蒙尘

田文林 2019-08-27 浏览:
“颜色革命”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成为西方权力体系中的外围地带。就此而言,“颜色革命”是一场精心伪装的反革命运动。

【本文为作者田文林向察网的投稿】

田文林:颜色革命祸乱中东 香港须警惕“东方之珠”蒙尘

图:2011年12月6日,埃及示威者在解放广场旁抗议\法新社

在多数人眼里,“革命”是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彻底变革,但“颜色革命”却并非如此。它虽然冠以“革命”之名,动员民众参与,实则处处受到外部势力操控,最终将国家和民众带向灾难的深渊。2011年“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案例。当时,阿拉伯世界爆发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剧变。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家执政几十年的政治强人轰然垮台,叙利亚则陷入连年内战。沙特、约旦、苏丹、巴林、摩洛哥等国也爆发抗议示威。西方媒体将这场剧变冠以“阿拉伯大起义”“阿拉伯觉醒”“阿拉伯之春”等种种美名,然而,这场剧变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

一、“树欲静而风不止”:“阿拉伯之春”背后的西方黑手

内因固然是阿拉伯剧变的主要原因,但仅从中东国家自身找原因,不足以揭示这场剧变的全部真相。某种程度上,“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长期意识形态渗透之后、直接参与策动的中东版“颜色革命”。如果没有西方大国介入,这场剧变的烈度、强度以及危害程度不可能这么大。

有人曾总结出“颜色革命”战略的五个阶段:挑起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制造能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事件,将民众引向街头;进行冲突动员;形成有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政治势力;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实施“颜色革命”还有一些固定“套路”,包括:大规模抗议、公共集会、音乐游行、演唱会、分享抗议信息、集体抵制、媒体宣传、罢工、占领公共建筑、成立选举委员会,等等。对照检查,“阿拉伯之春”表现的种种特征,与上述对“颜色革命”的描述如出一辙。

(一)西方国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表现活跃。

相比于早期的社会政治运动,“颜色革命”更多是借助各种“非政府组织”策动实施。这种做法最早在塞尔维亚出现。1999年8月,美国中情局在塞尔维亚建立了一个名为“抵抗” (OTPOR)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后,中情局在OTPOR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名为“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CANVAS),目的是为在世界各地策动“颜色革命”培训人才。据报道,许多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突尼斯人和埃及人)就曾在该机构接受培训。这些人后来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垮台中扮演了关键作用。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4月6日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就曾在该机构接受培训,并正是在培训结束后成立了“4月6日青年运动”。

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使用的口号都是极具煽动性的简单标语(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与历史上发生的社会政治运动相比,“阿拉伯之春”更像一场纯技术性的街头抗议。那些带有鲜明政治标签的政治思潮,如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反美反西方主义、捍卫巴勒斯坦事业等,在这次民众抗议潮中统统不见踪迹。正是这种罕见的“全民一致性”,使阿拉伯当权者难以抵抗。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反常的“政治一致”,从侧面说明“阿拉伯之春”是一场“被操纵的革命”。据报道,奥巴马总统提前将近半年,就知晓了2011年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等国即将抗议活动的消息。在“阿拉伯之春”中,那些为推翻政府极为卖力的非政府组织,其资助资金主要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阿拉伯之春”期间,中东非政府组织从美国得到的资金援助,超过其在2005-2010年所得资金的总和。一位美高官公开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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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