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过客:中国风帆如何击破特朗普疯灾?

地球村过客 2019-08-13 浏览:
特朗普改变了世界。这个改变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中美贸易争端以何种方式解决,中国显然都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传说拿破仑有个“中国睡狮”的譬喻,提醒欧洲人不要去惊醒那头睡狮。其实很多中国人原本也不想醒来,毕竟梦境很讨人喜欢。但特朗普成功地惊醒了我们,逼迫我们走一条虽然艰巨但却光明的道路。中国航船正在向着新的航线转舵扬帆。特朗普如果足够长寿,将有机会能够看到美国的衰败;他也将会明白,“中国威胁”原本只是他及其队友们的幻觉,但他们与这个幻觉搏斗的结果,却是逼迫中国加快了内涵式发展步伐,使中国崛起成为现实。

【本文为作者地球村过客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地球村过客:中国风帆如何击破特朗普疯灾?

【提要:
一、本轮中美贸易磋商后,特朗普大秀“硬汉”形象,特朗普中断了世界经济的传统,改变了全球经济生态,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中国经济都不可能重回老路。
二、特朗普疯灾,看似跟个性有关,但其实并非偶发,三大动因使然:资本反对市场,民主反对自由,生态环境反对资本主义。
三、新时代的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理论政策界当克服五大思想迷误:生态冷漠,产权崇拜,市场迷信,资本至上,腾笼换鸟。
四、美国对华实行科技封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但中国有条件予以克服,关键在于建立政府与市场联动的新型举国体制。
五、未来中国将更加开放,但外贸舞台将从“美国交集”转向“美国补集”。
六、中国未来经济前景,取决于如何修复国内价值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可重点解决住房、医疗等生活成本问题,遏制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保持合理的经济结构。】

一、特朗普简化了世界经济棋局

中美第十二轮贸易磋商在上海结束。现在的情势是:特朗普与美国政策界的共识,使原本出现缓和迹象的美中贸易争端反而激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本月初,特朗普在听取上海会谈情况汇报后,决定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满座官员竟然只有纳瓦罗(Navarro)表示支持。所以这篇报道干脆以“特朗普的顾问们反对对华关税”为标题。这种矛盾充分显示出特朗普的困境:他知道自己在竞选连任中处于不利地位,他需要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需要来自中国的订单,以纾缓美国农民的不满。这种动机无可厚非,但他却再次以“怒与火”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仍然是那个敢于在谈判桌上的强势角色,以威胁手法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

特朗普毕竟是个政治素人。其实,他原本面临着政治得分的绝佳机会:中方已经释放出足够的善意,他只需要通过软化关税、禁运等“制裁”措施,对对方的和解姿态给予积极回应,即可从双方关系的缓和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特朗普信奉吃“白食”、“独食”以及“全有或全无”的极度利己主义丛林法则。不仅政治哲学,他的政治技巧也来源于商战谋略。他运用了商场促销技巧来左右中美贸易磋商:先大幅涨价,再小幅打折。他相信对方已经被美国市场的利益所绑架,所以毫无顾忌地开出极高要价,在贸易协定中塞入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诸多意图。他的战术很漂亮,确实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think big”。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暴跳如雷。他力求通过这番怒火表演,向对方传达“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信号,这样他可以在万一谈判取得突破的时候,把功劳归于他的“怒与火”。无论如何,他需要中国的钱,而且订单和税收一样也不能少。毕竟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一年时间,他应该很清楚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损害,也自然知道经济政策的滞后效应,所以希望通过美联储火速放水和外国政府火速送炭,挽救自己已然下滑到鞋尖儿上的面子。

对于中国来说,特朗普的急切心理不完全是件坏事。好的方面是,谈判越是拖延,特朗普就越可能放低身姿,放弃不现实的要价,停止在协议中推销那一套“颜色革命”图谋,并且着手削减那一系列“制裁”措施;坏的方面是,他可能会太急于求成,以己心度人腹,反而幻想对方更急于达成协议,于是加大施压力度,使事态复杂化。但他可用于贸易战的手段已经不多,继续增税或许意味着双边贸易中止,实际上是把游戏玩死,这不是一个聪明商人的正常思维。所以,中国对美贸易谈判宁稳勿急、宁慢勿快,这样能够使特朗普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比对方更为不利。

特朗普连任,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麻烦。然而,从长远来看,特朗普是否连任并不重要,因为他在全世界刮起的疯灾,正在以其过度施展的影响力,强化全世界的审“美”疲劳;随后的时代,将是美国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时代。

在人类星系里,美国正在被特朗普变成一个黑洞。中国航船,自当在趋于混乱的世界里转向安全的航线。

多年以后,我们将会意识到:特朗普在全球棋局中走出贸易战这步棋,虽然十分莽撞,却加快了整局棋的步调,逼迫各方进行一系列的兑子,实际上起到了简化局面的效果。中国经历了特朗普疯灾之后,很多人的“亲美”“崇美”心结凋零了,一度流行的“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体系中生存发展”的期望消失了,于是原本迷乱的前景就突然清晰起来。现实出路只有一条:跨过贸易战这道坎,然后中国走出一条全新道路。固然,国内还有人指望在度过特朗普疯灾后,我们仍然走回原来的老路。但其实已经没有老路可走,特朗普疯灾已经使得这个世界面目全非,原本我们以为会亘古长存的道路已是冰封雪凝,不复可行。

多年来沿着自由主义轨道行进的世界经济列车脱轨了。未来十年,美国总统无论是谁,都将在“反抗衰落”“遏制对手”的思路中挣扎,继续给这个世界带来麻烦,使得旧经济秩序反复陷入动荡。但美国终究无法挽回国内经济的衰败趋势,最终将丧失支配世界体系的动机和实力。在特朗普疯灾之后的残棋中,中国应该有新的路数,而这已经由中国领导人所阐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只是过眼云烟;无论其结果如何,中国都将果断地转换航道,跳出区区中美利益链,转而着眼于事关人类生存大计,建立有异于亚当·斯密体系的经济发展范式。

二、特朗普疯灾背后的蝴蝶翅膀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是富于远见的战略布局。我们固然将面临诸多困难,却也将由此而创造新的历史传奇。从未来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和贸易战都只是历史舞台上的小品类节目,真正要紧的,是当前世界经济棋局已经呈现出新的特点,这是特朗普疯灾的根源所在,也是塑造未来世界的动力所在。这些特点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压力,但也将推动中国制度创新,足以说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难以克服其内在矛盾。两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其核心却只需用一句话来概括:资本必须通过连续的扩大再生产中实现保值增值。我们得赞美资本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动能,因为我们都曾身受其益。但是,资本又是一个人类创造的难以控制的怪物,有其自身的生存逻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奴役了资本家,把他们变成高度顺从于市场征候的机器人。在过去的两百多年,资本通过推动全世界的社会化大生产,使自己实现了天文单位级的增值,成为改造地球的最不可思议的隐形力量。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我们看到恣意任性的资本游戏,而且相信它的前景无可限量的。然而,现在我们却目瞪口呆地发现,它似乎碰到了扩张的边界,这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实质是资本占有过多财富,表象是扩大再生产链条出现断裂,结果是实体经济停止扩张,资本失去活力。这个过程很像一颗恒星从红巨星坍塌成白矮星,壮丽而又骇人。看来,我们必须回到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教条: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与无政府的资本运作势必引发经济萧条。本世纪头十年资本的狂欢,演出了“虚拟经济”的惨剧,逼迫各国政府出手挽救资本,最终变成对资本的管制。无庸置疑,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而事情不止于此。

第二,政治民主压缩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民主”与“自由”本是双生子,但有趣的是,导致如今经济自由主义衰亡的,正是政治民主主义。就此而言,“后工业社会”理论(包括“第三次浪潮”等预言)只看到经济和技术这一方面,而忽视了国家的存在。自由主义经济构架下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与人力资源(既是劳力,也是市场)的最优匹配,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由于国家的存在,人力资源的流动却被国界所限制。这样,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人力资源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将发现“产业升级”导致的制造业萧条使得整整一个社会阶层陷于困顿。而政治民主赋予这个阶层的表达权,必然形成重新工业化的政治压力。政府如果想要正面回应这种压力,只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以抵销人力等成本的劣势。这正是眼下各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困境,必然地导致自由主义体系的衰落。而美国更有“保卫霸权”的政治需求,更是要以消除全球自由竞争为目标,实现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绝对控制。“美国优先”的实质,是建立一个“美国黑洞”,形成吸附吞噬式的星系。这就意味着无论中美贸易战以何种形式结束,中美贸易关系都不可能回到早先的轨道上,遏制与反遏制将是中美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不过,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第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为天理所不容。过去两百年来改变了这个地球的西方经济学,本质上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它不懂得也不在乎热力学第二定理,相信自然环境具有无限承载力,因此在微观会计核算中有意地屏蔽了外部性问题,而其利润动力机制也通过转嫁外部性而得以发挥效能。两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是出于控制经济成本和扩张市场的动机,也是转移外部性的需要。经过两百多年的积累,原本不计入企业盈亏的经济外部性已经无法隐形,正在直接或者间接进入政府和企业的成本,这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特朗普在全球变暖问题上采取的极端立场,与其说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执,不如说是绝望。他要保卫他所珍爱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此他不惜欺骗自己、压制别人。因为限制碳排放及其遏制全球变暖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求对经济进行计划管理;而这对以追求无限私欲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来说,是一份死亡通知书。所以围绕环境保护的争吵在实质上是意识形态分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右翼政客把环保活动人士称为“绿色共产党”,多方予以打压。但坚定的资本主义信念压制不了不可逆转的增熵趋势,掩饰不了日益彰显的生态危机。此时此刻,我们或许就在出奇的炎热或者暴雨中,惶惶不安地揣测大难是否即将临头。是占有,还有生存?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西方经济逻辑已经失效。

我们不妨将上述情势称为“三大反对”,即:资本反对市场,民主反对自由,生态环境反对资本主义。中国经济转型适逢其时。这必须感谢特朗普。是他发动贸易战,将我们从一座着火的铁屋子里唤醒。他是一名优秀的叫床员。如果他不唤醒我们,我们仍然将在做着一个暖洋洋的梦。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已经开始着手打破生态灾难这座铁屋子,但很多人却仍然在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怀抱里酣睡。是特朗普打断了新自由主义的手臂,让我们摔在冷冰冰的地板上。在这个时候醒来,或许并不是好事,因为地球已经病得不轻,况且谁能说服那些资本主义死硬派放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拯救处于灾难边缘的世界?但醒了总是好的,行动起来总强胜于坐以待毙。

三、中国航船需要走出乱磁区

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面临重构。中国领袖已经提出了富有先见之明的远大图景。但是,船大难调头,在转型过程中,思维和行动惯性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美国市场的强大磁场中,我们的罗盘出现偏差。现在,特朗普干净利落地切断了美国磁力线,倒有利于我们重新整理思路,重新定位我们的发展方向。

首先,消除生态冷漠。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复制美国生活方式。它建立在巨大的物质消耗之上,以挖空自己的生存基础为代价。一些美国人早已认识到这个残酷的事实,而且可以预见,整个美国都将在地球宏观环境的灾变中,被迫向生态法则屈服。但物质消耗的退行,必然导致供需关系的灾难性退化,引发无法控制的经济灾难。因此,尽早从占有欲中觉醒,意味着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更多的选择权。中国梦虽然也讲求物质的适度丰裕,但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满足,追求一种以幸福感而非占有欲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两山论”“乡愁”等新理念中可以窥见这种趋势。但实践层面的转型是困难的,因为扩大再生产追求销量,销量则取决于与物欲相匹配的购买力;而全球市场,特别是美国等高消费国家群落,对很多中国厂商来说犹如鸦片酩酊,为之拼命生产,毫不顾及外部性。就此而言,特朗普是枚救星,他对中国商品采取不友好态度,虽然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是大麻烦,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却是个乘机转向的机会。

第二,走出产权崇拜。如果说我们已经不再争论“姓社姓资”,那么现在却戴上了“姓公姓私”的思想桎梏。其中,“公”代表政府和国企,“私”代表市场和私企。直到现在,“攘公尊私”仍然占据着话语优势。例如最近有十部委发文要求“严控公立医院数量,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从标题来看,这份文件显然要求各地政府必须人为地制造医疗供给的不充分性,由此为“社会办医”创造机会。但作为人民的政府,必须首先保证医疗服务的充分供给,而不是优先考虑为资本预留投资机会;何况所谓“社会办医”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能根据病人出价来决定服务质量,不可能保证医疗服务的公平和效率。可见,这是一个缺乏严谨性的文件,足以说明“姓公姓私”已经成为行政思维的紧箍咒,必须予以打破。全球实践表明:私有绝不代表高效。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大中型私企寄生在官场生态之中,或靠独占自然资源而获利,或靠虚假宣传而暴富,不同程度存在财务混乱、诚信缺失、管理不良等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病灶。而特朗普的贸易战则证明:市场的开放性是有条件有边界的,政府是决定市场的终极力量,不必将私企的经营权利奉为神圣。在被特朗普搅局后显露出来的世界真相面前,“一私就灵”的蒙昧观念应当接受理性的审视。

第三,破除市场迷信。特朗普也击碎了我们“市场万能”的幻觉。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市场的迷信已经超越理性的范畴,“市场”“民营”成了一对魔咒,代表着“政治正确”。但现在特朗普证明了政府享有对市场的绝对控制权。他不是为了控制而控制,而是为了让国民看到自身利益跟政治体制紧密相关。这是特朗普的小小愿望,却是给我们的伟大教益:要通过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干涉行动,使民众受益并认同政治体制。不要看低特朗普的这一教益,因为它绝非不言自明的,弥足我们珍惜。直到现在,国内很多人并没有明白:只有当民众感恩自己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时,政府和社会才可能坚固稳定。回想几年前,国内媒体一根筋地宣扬市场才是大家的恩主,政府本来就有提供社会福利的义务,不值得感激。在更早的时候,一些奢谈改革的人士将民众视为包袱,认为打破上千万人的铁饭碗方显“魄力”。我们自可以呆在空中楼阁里高谈阔论,却不知道地面的战壕里已然冷清寂寥:当人们被逐出“体制”之后,也就放弃了对“体制”的认同和忠诚。一个成功的政府必定是善于凝聚人心而非肢裂族群的政府。要把民众团结起来,既靠共同理想,也靠个人利益。北欧左翼政党深谙此理,它们坚决维护社会福利制度,以此在残酷的自由选举中实现持久执政。

第四,正视资本本性。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资本成为经济的王者,决定着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四十年来,昔日“人挣钱”的常态已经演变成为“钱榨人”的怪相:想当初,民众通过勤劳和节俭,积累本钱,扩大生产,因此人是钱的主人;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借贷获取发展甚至生存的本钱,因此钱主宰了人的命运。更为糟糕的是,是投机资本(而不是实业资本)在当今资本市场上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显然,资本迷失了基于扩大再生产的生存之道,以盈利数额而非国计民生为目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子所在。至于中国,“安邦事件”就是资本自我膨胀的实例,表明这个社会存在着资本失控的可能性。资本任性是官僚惰性的结果。官僚主义往往死守残缺教条而无视现实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无疑是矫治之道:资本必须恢复其工具本性。对于造成经济动荡的“热钱”,政府没有义务为其保驾护航;相反,可设置门槛、可限制投向、可课以重税、可约束薪酬,迫使其克制冒险冲动,引导其向实体经济转移。这不仅关乎金融安全,也决定着经济发展质量。

第五,反思产业升级。我们需要产业升级,但“腾笼换鸟”是一种不够严谨的表述。我们不该把高技术产业与中低端产业的关系变成争夺鸟笼的零和博弈。社会无论如何发展,客观上都得有一个金字塔形的产业结构,以大批勉强维持运转的中低端企业作为塔基,提供一般水准的产品和服务,为数量巨大但只有一般技能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这也是特朗普给我们的教益。如前所述,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直到“知识经济”“虚拟经济”诸理论,无疑都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然而产业升级并不代表人力资源同步升级、同步转移,必然掏空实体经济,恶化利益分配格局。特朗普试图让制造业回归,我们也必须留住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沿海地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消失的血汗工厂,要么是干净利落地倒闭,要么是出走其他国家,并没有像理论家预期的那样,由内地“承接产业转移”。原因是内地也与沿海一样,同步丧失了人力资源成本优势,这是我国产业升级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避免重蹈美国覆辙。

特朗普战声正酣,逼人惊醒。中国领导人早已谋定而动,指挥中国巨轮劈波斩浪。国内理论和政策界人士自当打消绵绵睡意,澄清心中浑沌,振作精神跟上去。

四、美国科技铁幕方兴已锈

显而易见,科技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战场。经过特朗普疯灾,中国人已经从“科技无国界”的美梦中醒来,正在竭力挣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不过,明白是一回事,做起来是另一回事。从中兴事件到华为事件,尽管国内舆论看到中国与日俱增的科学技术自持力,但我们却低估了美国“制裁”体系的严密性。华为已经预料到芯片等核心部件会受到制裁,尚可提前备货,但孰料美国竟然使得粘合胶、塑料乃至软件等产品也一律断供?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对四十多年前“封闭自守”的含泪痛诉,都以为那个时代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顽固地拒绝外国先进技术和文化。但华为事件让我们恍然明白“封闭自守”论的蒙昧实质。在这样的严密封锁下,我们不能指望国内企业能够在短期内实现突围,被封锁的中国企业将被迫选用不受美国法律约束的质量较次、价格较高、功能较弱的替代产品,这意味着消费生态的重建,对海外市场拓展是沉重打击。

因此,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是有益的,可解华为等尖端企业的燃眉之急。但即使短期内能够使中美贸易关系恢复到常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必须继续强力推进自主研发(进口替代)战略,不可对美国作出自废武功的承诺。因为当前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当局不会信守任何承诺,美国货源将长期存在不稳定性,随时会对中国实行封锁。所以,我们得感谢特朗普。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对于自主技术尚属三心二意,寄希望于“科技无国界”,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那么在特朗普铁壁上碰鼻之后,却已经形成了自力更生的强大共识,消除了对“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的疑虑和反对。现在,很多人都在反思多年来在集成电路工业方面的失误,驱除“造不如买”的惰性,转而致力于建立高科技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芯片产业中。

举国体制意味着思想的统一、资源的集中和政策的倾斜,自然有很多事情得去做——

举国体制必然要求有一个完整的发展战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中国制造2025,但在特朗普技术制裁的大棒下,这个战略规划还得扩充延伸,形成一个全体系、长时期的高科技赶超规划,其目标是覆盖所有对被美国及其盟友所垄断或控制的科技产品,对于那些可以从美国之外产地获得的产品,虽然不必完全形成现实成产能,至少也得有技术储备,随时能够应对美国扩大制裁力度。

制度与思想是相表里的,最可怕的是表里不一。并不是所有党政官员都有清醒的产业发展观。当年张汝京向大陆法院起诉台积电却被驳回之类的可笑荒唐事件,说明我们的官员曾经系统性地昏聩到何种地步,此类昏庸型干部恐怕不在少数,现在也未必绝迹于官场。

党政职能部门自然必须在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框架内,全力服务境内芯片产业发展,除了巨额资金支持、政府优先采购之外,还需要在政策法律方面予以倾斜。还得着手构建芯片产业发展的支持体系,以减少芯片产业的研发、生产、经营成本,例如建立公益性的共性技术研究机构、要素供需对接平台等,使相关厂商能够及时获得所需的信息和资源。

中国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人才、技术、设备以及运用经验,这是发展集成电路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还需要一个试错和容错的过程,方能使产品与市场充分融合。所以,政府除了通过采购提供初始市场之外,还有必要建立一批风险补偿基金,以防止企业因技术创新失败而解体。消化国外技术、引进国外人才自然是必需的,但应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咨询机制,以避免不必要的专利纠纷。

我们越是细想芯片产业发展的路径,就会越发感觉问题太多。然而决策层和产业界已经开始行动,使得前景变得可以乐观预期了。如果特朗普能够看到中国的现实,肯定会吃惊于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热潮。随着中国本土芯片企业的兴起,中美间的技术差距可能会缩小到十年左右。几年内,相当一部分芯片将完成进口替代,也有一部分产品会实现对美国的超越。自然,这样的前景对于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来说仍然是“远水”,还得做好过一阵苦日子和紧日子的准备。

历史竟然如此巧合:刚好一个甲子之前,苏联中断对新中国的技术援助,给中国留下若干半截子工程,考验中国的自力更生能力。当然,中国度过了那道难关。现在,历史显然正在重演:经过这轮技术封锁,美国将在几年后发现自己试图独占的高级技术已经被中国产品所替代和超越。技术封锁是强国惯用的政治伎俩,但它的滥用反而会成为自焚之火。美国虽然可以逞快于一时,却将因此永远丧失中国的依赖性,这将是大国博弈的重大失策。就实质而言,美国贸易战跟当年英国发起鸦片战争并无不同,理由都是贸易收支失衡。但特朗普不如巴麦尊,后者非但不封锁使对方上瘾的商品,反而要用条约来保障向对方倾销鸦片,以此深化中国对英国的依赖,在制度上确保稳定的贸易顺差。就成瘾性而言,鸦片和芯片并无不同,但特朗普却采取了禁运的办法。他显然没有搞清中国共产党的脾性,竟然不知道这个政党素来的作风是你敢封锁,我就要“争气”。两弹一星是如此,集成电路也将如此。

五、走向“美国补集”的中国外贸

在特朗普疯灾中陷入困境的中国外贸企业,出路无非有三条:

一是拓展新兴出口市场,在“美国补集”(美国之外的人类世界)中寻找替代市场,主要是欧洲、非洲和南亚东南亚地区,已经有一定成效。

二是产品技术升级,既要解决技术的进口替代,降低对美国厂商的依赖,同时又要有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拥全球领先的产品,不仅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也能逼迫美国市场拆墙开放

三是成本控制,压低包括原料、资金和人力资源等要素价格,尽量抵销美国关税壁垒的影响,同时遏制其他国家替代产品的竞争。这是短期内的情况。

从长远来看,未来中国经济价值链必然转向立足于内需和内供,外贸领域将出现一些显著变化:

一是进出口对象多元化。在国家层面,外交将与外贸政策紧密结合,同时服务于国家的全球战略。总体将延续过去几年来较为均衡的对外关系思路,从加强“美国交集”(人类世界之中的美国)转向加强“美国补集”,呈现中美交集和补集并存的特点。“美国补集”中,“一带一路”是重要推手,沿线基础设施和市场培育将相互促进。一种排除了金融霸权的国际结算机制逐步建立。在企业层面,则会在“美国补集”上做文章,不断增强用供给塑造需求的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创造“有人即有中国货”的存在感。

二是进出口地位合理化。未来中国的外贸战略将更加务实,从强调“为了GDP的净出口”转变为“带动内需的进出口”,不再追求巨大的贸易顺差。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纯粹外销型企业将持续减少,立足国内、兼顾海外的企业成为主流。外贸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到10%以内。由于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下降,长期被视为国力象征的外汇储备也相应减少,其中美元资产的占比显著下降。

三是进出口生态持续优化。进出口将被纳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来考量,更加紧密地咬合于国内经济。一方面,由于高技术零部件的进口替代策略取得进展,长产业链、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商品主流,国内资源和要素配置向高科技工业转移,带动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上升;另一方面,受制于国内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不足以及环境政策,工业原料、初级工业品和基本农产品的进口将会增加。对外投资格局多元化,中国外贸的供求生态更为有利。

四是中美贸易关系纯洁化。中国对美进出口依赖度将持续下降。尽管已经在全球建立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但始终将保持向美国进口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十年之内,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替代”将取得重大进展,对美国技术依赖将明显减轻,能够有效防范美国进行科技讹诈的风险,但仍然会继续进口相当数量的美国高技术产品,这些都主要是基于减少贸易争端、保持正常合作关系的政治考虑。美国难以继续将贸易战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仍将存在,反倾销等常规贸易壁垒仍然会出现,但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稳定的缘故,而难以继续充当维护霸权的战略工具。

但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并未衰减,更未消失。事实上,在美国右翼势力不断扩张的形势下,由于特朗普疯灾导致双方贸易依赖度下降,美国惯用的“煽风点火”和“极限施压”手法可能会挑起比贸易战更为严峻的对峙。中美关系充满太多变数,只是经贸问题将逐步淡出主战场罢了。

六、修复国内价值链

特朗普手持朴刀,从树丛里跳出来,向路人索取买路钱。这时,我们正要离开这条老路,转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特朗普无疑是在错误的地方开张了剪径营生。但我们这条新的长征路,也绝非一路坦途。今后中国经济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旧的动力机制。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不善于协调“三驾马车”,实际上三匹马出力不均、相互牵制,好在可以用GDP来掩饰。今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高水平的政府宏观调控,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相互协调、形成合力的局面,避免价值链变形断裂。

中国决策者早已注意到价值链条不均衡的问题,通过减税降费、“放管服”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帮助企业压减生产经营成本,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步或许应该考虑人力资源成本问题,这是国内企业面临的核心难题。人力资源成本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企业和政府来说是支出,是对效益做减法;对个人则是收入,是消费和储蓄的来源,所以处于价值链的关键节点。大约十五年前,各地都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导致人力成本优势迅速消失,大量原本勉强越过盈亏线的低端企业只能倒闭,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变成现实收入,反而增加了政府社保账户和维稳清单的包袱。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出台各种公务人员津补贴奖金政策,挤占了基层财政的财力,使之在无法兼顾“吃饭”“建设”与“稳定”的需求。在当前减税降费的大环境下,地方财政的收支矛盾加剧,刚性的工资支出势必进一步形成对其他公共开支的“挤出”,削弱基层公共服务能力。

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有政治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结果。生活成本上涨,并不完全是供需关系变化,毕竟国内产能普遍过剩,而且存在大量进口,理论上足以将生活成本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拉动生活成本上升的真正原因,一是政策,主要是某些改革过于执着地盯住居民的钱袋子,片面追求“拉动消费”的政策效果,虽然如愿掏空了居民的钱袋,但也榨干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资本,相当一部分生活用品的涨价风潮,由投机性资本运作的结果,如前些年的“姜你军”“蒜你狠”等事件。

资本拉动生活成本的最典型事例是住房。当年“房改”以“产业化”为方向,后来甚至成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之要务,着眼于多建多卖、只囤不住,完全误置了住房的功能,导致住房不仅成为生活必需品,更成为投机资本炒作的主战场。其后果是居民储蓄大量流入房市,住房债务大量流入家庭。住房确实成了居民财产中绝对大头,而这是以其他领域的消费被“挤出”为代价的。

“房住不炒”理念的提出正当其时。这是理顺中国经济动力机制的重要措施。然而,住房汇聚了太多的利益,不少地方政府之所以频发“解除限购令”的错误信号,实在是由于对房市的依赖已经疾入骨髓,无论政府还是官员在其中都有重大利益。挤出投机资本,不可不急,也不可不慎。房产税不妨考虑以套数而非面积来确定超额累进税率,避免使当年苦苦追求“小康社会就是一家人有两套房”理想的干部群众成为苦主,引发社会不满。当然,更为长远的是转变住房观念,提倡“简洁、实用、环保”而非贪大求洋的规划风格,提倡“租买皆宜,限制多购”而非“居者有其屋”的供给政策,并按此理念重新设计住房供给体系,使紧凑实用、舒适节能、管理规范的公寓体系成为新的趋势。

在居民消费中,医药支出可能是仅次于住房的大宗项目。前些年,政府放开药品价格,导致药价飞涨,医药行业成为暴利行业。前述“十部委”文件足以证明医药资本集团的影响力,也可见其中还有巨大利益空间。应防止形成政府-资本联合体,以免公共服务体系被扭曲。其实,对于公共和准公共领域,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由公立机构尽量填充,同时准许私人资本进入,但后者只有靠质量和价格优势(而非政府倾斜照顾)方能生存发展,这样方可保证公共和准公共服务覆盖面和质量水准。

目前,中国已经逼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工资标准不妨稳定一个时期,以理顺内部关系,解决深层次矛盾。如果能够解决居民支出中住房、医疗等大宗开支占比过高的问题,将居民生活成本维持在合理水平,政府和企业就不必担心工资标准上涨的压力,甚至可以向下调整工资标准,这样自然能够避开人力成本困境,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

全球政府面临一场经济调控思维和方法的革命。在美国搁置自由主义信条,竭力维持霸权的时代,各国行政当局都在加强对资本和市场的管控。这也是中国的机会,可以借此将信息革命的成果与政府经济调控相融合。当前,中国正在进入AI(人工智能)、BD(大数据)、5G时代,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不应置身于技术革命的浪潮之外。多年前,我们囿于传统的信息技术手段,无法了解也难以分析私人企业运行内幕,只好以“遵循市场法则”为藉口,安于充当“守夜人”,对私有企业采取放任纵容的政策,寄希望于通过私有化而激发体现超凡市场直觉和管理水平的“企业家精神”,结果却导致了私有企业的道德失范,涌现出大量以赚快钱为第一要务的资本家,却鲜有以做实事为基本原则的企业家。在信息技术革命如火如荼的今天,“科斯定律”不复有意义,政府必须而且能够有效管理和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基于互联网,开发先进算法(人工智能),用大数据提升统计效能,形成强大的企业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着眼于宏观战略目标,对各类企业的产品及原料、能源、财务、人力等因素进行研判,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进行供需匹配,帮助企业科学高效决策,同时督促各种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家庭家族企业按照现代企业规范进行改革,推动目前整体水平处于中古时代的民营企业迈入二十一世纪,避免低劣的私企文化泛滥,成为阻断高质量发展道路的乱石枯树。

未来中国要实现价值链最优化匹配,国企应发挥支柱作用。国企首先自当持续提供低合理的优质产品和服务,避免能源、原料、信息等领域价格过度波动。考核国企成败,不能再以利润论英雄,而在于是否发挥了政府调控手段的作用。电力、石油、电信等企业,无论公有私有,只要具有垄断性质,都不应追求高利润,必须提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以“甩包袱”为目标的国企改革自当杜绝,避免“包袱”们站到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政治“炸弹”。相反,政府有责任“排地雷”,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把那些从失败私企流失的技术成果和业务骨干整合到国有经济的惠及区间来,减少损失。混合所有制自当破除“姓公姓私”魔咒,既要以“私”混“公”,也要以“公”混“私”。国有经济不应该画地为牢,而应该成为中国经济中无处不在的催化剂、加油站;私有经济也不能满足于充当让少数人捞够财富后移居海外享福的工具,必须永久扎根国内、带动后富。

构建高效的中国经济价值链,还得处理好“大”与“小”、“虚”与“实”的问题。当前,重“虚”轻“实”、求“大”弃“小”的现象突出。网上商业活动热闹非凡,底层实体经营举步惟艰;大型企业左右逢源,炙手可热,小微企业却命悬一线,进退惟谷;一线城市繁荣昌盛,恍如仙境,中小城市则冷清萧条,举步惟艰。挤出大城市资本泡沫,振兴县域实体经济,应当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县域小店小厂是地方的重要就业去向,对于当地的繁荣稳定至关重要,不应任其成为全国性电子商务的牺牲品。是时候考虑解决“重虚轻实”“贪大嫌小”问题的时候了,政府有理由从被巨型网商、跨省网商所垄断的消费生态中拯救区域性小微经济实体。可以探索建立县域电商平台,专门为当地居民和商家提供近邻消费服务,重塑网购生态圈,振兴社区实体经济。

特朗普改变了世界。这个改变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中美贸易争端以何种方式解决,中国显然都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传说拿破仑有个“中国睡狮”的譬喻,提醒欧洲人不要去惊醒那头睡狮。其实很多中国人原本也不想醒来,毕竟“中美友好,互利共赢”的梦境很讨人喜欢。但特朗普成功地惊醒了我们,逼迫我们走一条虽然艰巨但却光明的道路。中国航船正在向着新的航线转舵扬帆。特朗普如果足够长寿,将有机会能够看到美国的衰败;他也将会明白,“中国威胁”原本只是他及其队友们的幻觉,但他们与这个幻觉搏斗的结果,却是逼迫中国加快了内涵式发展步伐,使中国崛起成为现实。

【作者系历史及战略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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