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

吕新雨 2019-06-30 浏览: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吕新雨: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

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争论

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历史性会谈。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谈得很好,不同意见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梁漱溟说乡村建设最大的问题是,号称乡村运动而农民不动,农民动不起来。毛泽东脱口打断了他的话:“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第二,在听了梁漱溟介绍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后,毛泽东总结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略其一般性了。”梁漱溟毫不妥协地回答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我与毛先生两人之间的争论,到此为止。”[1]

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普遍性的追求,毛泽东思想分享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属于现代性话语。但梁漱溟却看到了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内在的压迫性,他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是试图从普遍主义的历史话语(特别是民族国家话语)中解救中国的社会。但是他碰到的问题却是致命的,那就是农民并不跟他走。那么,为什么农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呢?

革命、政权与乡村运动

梁漱溟深刻地看到对阶级的需求是如何内在于现代性之中、内在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之中的,而阶级是需要在血泊中锻造和成就的。但是,他极力想避免的正是这种革命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共产党也是破坏乡村的力量,因为政党正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阶级斗争分化了农村的整体性。他试图利用传统社会的组织资源加以改造,用村校、乡校来代替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架构,但是“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2]

从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到,共产党农民运动的方式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在这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叙述中,此

【“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基础。”“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3]】

在强调农村和农民对于中国变革的重要性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并无分歧,而且恰恰是因为1927年梁漱溟在广东农村看到了共产党组织的农会和地主控制的民团之间的冲突,使他增强了对农民运动潜力的信心,

【“‘农民运动是中国目前必须有的,谁忽略了农民运动,他就不能理解目前的形势。’只有当他的旨在复兴中国伦理社会并医治其政治经济之落后的‘革命的’的农民运动获得成功之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是无用的。”[4]】

分歧在于,梁漱溟不认为土豪劣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普通对于土豪劣绅,都喜欢说是封建势力,其实土豪劣绅并不是传统的东西,在中国的旧社会,没有很多题目,没有很多机会,让人成为土豪劣绅,所以那个时候土豪劣绅并不多。只是近年社会上种种形势恰好构成了土豪劣绅。”特别是从晚清到国民政府推动的地方自治、地方自卫,“所怕的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5]因为所谓自治就是划一个区域,然后安上一个官府机关,他们可以对农民发号施令,强制加捐要钱,此机关还拥有武力。在梁漱溟看来,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造机会,让他们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老百姓更加无法说话。而且还给他们开出很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资以实力。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全面论证或者说重复了梁漱溟的观点:

【“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Mary Wri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促使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期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所有这些因素都汇集起来,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政权。”[6]】
来源 :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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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