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舆情与意识形态安全

王传利 2019-06-10 浏览: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特点,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围广、受众人数多,而且善于创造受众认为的“事实”,从而改变了理性认识世界的规则,构建了后真相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敌对势力将互联网看作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工具,借助新媒体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维护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政治能力。党员干部必须在事关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头脑清醒。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打赢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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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舆情与意识形态安全

信息革命时代,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短视频APP、网上论坛等新兴媒体营造的网络信息空间已成为宣传思想工作和舆情斗争的重要领域、重要阵地,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新媒体视野中的舆情与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时代构建的后真相图景

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普及的速度让人难以置信。1987年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标志着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88亿人,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5亿,人们见证了网络发展速度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2018年第一季度,腾讯旗下的微信用户在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10.40亿,同比增长10.9%。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由阅览、收看主流媒体,转为绝大部分信息从包括新媒体在内的网络上获得。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世界的既定的图景。习近平总书记密切关注新媒体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新变化:

【“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1]】

这是宣传思想工作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充分认识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运用好网络传播规律。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反过来对思维的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人们借助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语言、文字、图像以及其他符号系统加工和接受信息。传统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法,往往是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以合乎情理的逻辑,诉诸理性,以理服人,得出结论。宣传部门开展社会的或政治的动员,需要评估现实局势,了解受众的现实利益,提出明确、深入人心、容易理解的口号,启发大众觉悟,达到社会的或政治动员的目的。传统的真相时代,遵循的是理性原则、真相原则。

但在传统的真相时代,并不排除操纵意识的非理性原则在个别场合的少数运用。少数人已经在理性时代,先行一步地运用了非理性原则。美国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双方的宣传活动,他认为,控制人们的精神状态,

【“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2]】

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声称:

【“群众接受能力极其有限,他们的理解力低下,忘性却极大……只有那些将普通概念重复上千遍的人,群众才会把他记住。即便说谎,也要厚颜无耻地撒下去:人们乐意相信弥天大谎,而不相信小骗术。”[3]】

希特勒培养了一代“谎言巨骗”戈培尔,主管宣传工作。纳粹宣言利用了人们潜意识里存在的个体行为与群体相连的“群体归属感”,他们认为,当受众在思想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周期性地强化概念,即便是错误的违反常理的概念,也会得到受众的认可。在苏东剧变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被投入监狱并接受审判,事后证明,他们的罪名都是西方反共势力事先精心编造的蒙蔽人民群众的子无虚有。被粗暴地处死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安上了下述虚构的罪名:六万多人成为殉难者的屠杀罪;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事后,事实证明,齐奥塞斯库的这些罪名,尤其“在国外银行存款”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完全是西方媒体煽动群众推翻共产党领导情绪而编造的骗人鬼话。但是,澄清这些事实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那些谎言的制造者早已无影无踪。

传统媒体比较尊重事实,而新媒体刻意创设“事实”。我们还可以在卡扎菲之死、萨达姆之死等事件中,看到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除了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围广、受众人数众多等特点之外,还可以看到新媒体善于创造受众认为是事实的“事实”,让受众不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外界灌输和建立的虚拟世界里;面对的不是传统社会里的真实的事实,而是新媒体按照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加工过的“事实”。新媒体创造的或虚构的“事实”,直接对公众的心灵产生影响,对社会意识存在直接发生影响,将公众的思维和行动引导到未必出自本身所愿但客观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引导者精心设计的方向。新媒体操纵意识形态的效果,就是受众自己不清楚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甚至自己反对自己的利益;干扰和破坏受众正常的思维逻辑,将错乱的不合逻辑的思维当作科学的思维逻辑。

在传统媒体条件下,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在基本事实之上添加一些虚假的信息。否则,一旦大量不真实的信息被揭穿,阴谋诡计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传统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具有较高的可控性。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太快,信息量太大,让人应接不暇,纠正错误信息的速度,赶不上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的速度。造假者往往处于主动状态,而澄清事实者处于被动状态。即便发现了造假的信息,并为纠正虚假的信息而发布准确的信息,也很快被更加让人亢奋的信息淹没。新媒体用户已经难以辨别真理与谎言、事实与虚构。受众中的普通群众,长期被富有偏见的信息“洗脑”,在关键时刻往往无法辨别真伪。即便是受众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学者,其充分了解的也只是广大世界之中很狭隘的领域,对超出他们专业视野之外的事物并不熟悉。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势力,借助新媒体以假乱真的造假效果,足以迷惑绝大部分受众。即便是个别头脑清醒者觉悟了,但造假的效果已经在社会上发酵和扩散,一一纠正澄清已经来不及了。西方意识形态专家们往往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这种特点,输出西方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敌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意识形态操纵,部分地实现了“不战而胜”和搞乱敌对国家的目的。继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在西亚、北非搞“颜色革命”,借助颠覆对象国的网络平台,采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等手法,制造虚假消息数据,迷惑受众,激起社会大众反对政府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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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