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我国仍未接受国富国穷的真理

贾根良 2019-05-21 浏览:
显而易见,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也就不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您说这种思想的作用大不大?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日两国,资本主义因素非常微弱,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由下级武士知识阶层在天皇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带妥协性质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并在具体的经济体制上实施前述深刻的变革,日本也是不会逃脱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命运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才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思想是历史事件的内在方面,强调思想过程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意义,如果没有理解其思想及其过程,人们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我认为,满清政府甲午惨败最终根源在于其改革与开放观,非常好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国家领导集团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说明了思想(知识)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贾根良:我国仍未接受国富国穷的真理

【笔者按:今年5月初,我国高层否决了美国提出的贸易谈判条款,笔者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我仍然感到不乐观。笔者在中美经济战一开始就指出,我国不要也不能答应美国提出的任何条件,美国发动的经济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巨变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要与美国打到底!但是,自美国对华发动经济战以来,投降派一直在媒体和具体的政策制定部门中占据支配地位,证实了笔者2014年在本文中提出的观点:
中国以“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知识界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影响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
可悲的是,我国几乎所有的国民所理解的与美国打经济战,实际上仍是在捍卫这种严重阻碍中国崛起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因此,2019年1月4日,笔者在微信中回答有关中美经济战的问题时说,“我在2014年写《甲午战争败于晚清领导集团的发展战略观》时担心的就是现在。”为此,在2014年召开的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笔者专门组织了李斯特经济学讨论会,并在2015年出版了《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其目的就是为目前应对中美经济战做好理论准备。但是,很遗憾的是,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一些年轻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中美经济战中为保卫民族经济鼓与吹。
现在很少有人了解李斯特经济学了,更不说关注新李斯特经济学,即使是赞同与美国打经济战的文章大多是不着边际倒的空话和大话。中国迫切需要李斯特和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启蒙。西方左派被新自由主义所支配,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基本上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忽视和未能理解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政策中的关键性作用。打赢中美经济战,必定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胜利!】

中日大分流(4):“五四”运动也没有探索到国穷国富的真理

在甲午战争中,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败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举国震惊,民族自尊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重创。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震碎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曾国藩曾称之为“五千年未有之创局”,自此之后,满清政府屡屡被西方列强所打败,所以,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由此所产生的“同光中兴”使曾经遭受的心灵创伤也开始渐渐愈合。然而,正当满清官僚们陶醉于新的盛世豪情之中时,却万万没有想到,它竟然又被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并也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小小岛国所打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与中国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同样进行了改革与对外贸易,同样搞“维新”,但为什么日本强大了,而中国却又落后挨打了?甲午战争可以说彻底把满清政府打晕了,同时也彻底打醒了沉睡中的中国。梁启超曾有言:

【“我支那四万万余人大梦唤醒,是自甲午战败,割中国台湾,偿200兆之后始也。”】

自此之后,“中国被甲午战争打醒了”这种说法就一直流传至今,在今年纪念甲午战争的文章中,这种说法也屡见不鲜。

但中国真的被甲午战争彻底打醒了吗?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中国被甲午战争打醒了”这种说法一般是指甲午惨败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感,真正激发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但如果是这种含义,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五四”运动的爆发呢?在当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仍旧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任意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难道不是感到了比甲午惨败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吗?“五四”运动时期“救亡图存”的口号不就是针对这种状况喊出的吗?所以,我认为,中国是否被甲午战争所打醒,并不在于危机感有多大,而在于是否真正明白了中国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被老的列强和新的列强所打败,是否真正地觉悟到西方列强崛起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奥秘,而在我们看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下面就是本课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甲午战败后,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无论是戊戌变法的志士、满清立宪派,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都一致认为,中国不是败在器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但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日本正是因为实行了西方君主立宪制才打败了中国,而后者却认为满清政府的腐败、专制和无能已使中国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可能,因此必须走上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套用我刚才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仁人志士们都认为,西方列强和日本之所以打败中国就在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所以就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当然,后来又发现,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文化才是无法应付西方列强挑战的症结所在,因此,这就又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之,在近代史上,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打击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经历了一个先是发现中国的器物不行,后又发现政治制度不行,最后则发现是文化不行。对此,梁启超曾有一个经典的总结,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先是器物、然后是制度、最后是文化的过程,他的这种近代化过程观目前在中国仍是占支配性地位的观点。

来源 : 贾根良经济学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

贾根良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