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之国家利益

张文木 2019-05-16 浏览: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的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之国家利益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想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没想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等尼赫鲁回过神来,新中国已牢牢地将西藏控制在手里了。

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海两岸,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验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1965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之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的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升。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斯大林知道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即将确立,1952年9月,他对周恩来说:“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随后,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东南亚国家也对新中国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种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大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入朝参战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结果,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

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太不通政略”。

历史进入20世纪,这时的“关外问题”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但它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来源 :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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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