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中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贾根良 2019-05-12 浏览:
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国对2017年占对美出口约70%的两大类产品——机电类和纺织鞋帽家具类——征收高出口税就可以从容应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挑衅,并将中美经济战转变为中国经济深刻性结构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讨论了征收高出口关税对我国经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在短期,我国对出口美国产品征收高出口关税,不仅不会增加政府开支,产品过剩没有增加,局部性的失业也将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平均每位农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7%,从而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在长期,出口税战略将导致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包括中国的货币主权得到更完整的恢复,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雄厚资金、支撑在农业振兴中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给民营企业减税以及解决社保基金养老金余额严重不足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将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为我国在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特别是集成电路方面的进口替代奠定基础,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选择。

贾根良: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中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一、问题的提出:特朗普关税的“纸老虎”

早在2018年4月11日,笔者就已指出,美国战略家很清楚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关税问题只不过是特朗普施放的烟雾弹而已,他的真正目的在于:一是给中国政府施压,利用其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压制中国价值链高端的发展;二是声东击西,迫使我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1]。其后,笔者又指出,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并非局限于关税战,而是包括技术战、知识产权战、投资战和货币金融战等在内的全面经济战争,因此,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2]。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2018年12月初,中美经济战形势陡然紧张,促使笔者提出了曾自称为“夺取战略性根本胜利的奇策异谋”——“出口税战略”[3],本文的目的即是对这一战略进行较为详细的初步讨论。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简述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过程和主要事件。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18年3月23日开始,到“中兴事件”暂告结束为止。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华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中美经济战正式开打。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①。5月15日,《华尔街日报》援引来自美国政府官员的内幕消息报道,美国放行中兴通讯的交换条件是中国放行高通收购恩智浦(NXP)的交易案以及取消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进口关税。据分析,一旦高通收购恩智浦成功,就会引发整个供应链的“恐慌”,对于中国国内正在快速发展的半导体行业是个沉重的打击。过去10年,中国在半导体行业至少投入了1500亿美元,希望获得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领先地位,但目前这种行业政策导向已经开始影响美国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所以说,这次重启审核可能会被审核通过,这对于本就脆弱的国内半导体行业来说将会被进一步压制发展空间[4]。2018年6月7日,中兴通讯在美国商务部的和解协议上签字,中兴通讯支付巨额罚款并接受美国向其派驻合规监督官,“中兴事件”暂告结束。

第二个阶段是从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开始,到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为止。2018年7月6日,美国政府开始对涉及中国出口到美国340亿美元的多种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8月23日,美国又对16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加征25%关税。中方反击措施是截至8月23日对等对美国的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25%关税。9月24日,美国又增加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10%,并声称在2019年1月1日起将其增加至25%,如果中国实行反制,则再对267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①。但在2018年9月24日,中国已无法再采取对等关税措施了,因为按照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总额为1539亿美元,而按照美方统计,仅有1304亿美元②,所以实际可实施的措施是增加对美国出口到中国600亿美元商品征收5%~25%的关税。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为什么不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征税?2016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为557亿美元②。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8年12月1日开始到目前仍未结束的现阶段。据报道,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第一,中美停止互征新的关税;第二,在90天之内(也就是2019年3月2日前)中美两国就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以及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展开谈判,如未达成协议,美国将已征收10%的2000亿美元来自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率提高到25%;第三,中国同意立即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石油等进口,管控芬太尼,批准高通-恩智浦交易。在此之前,美国提出了一个要求中国答复的142个项目的清单,针对中国的答复,特朗普曾表示,仍有关键性的4~5项没有满足美国的要求[5]。据推测,这包括取消“中国制造2025”、国企问题以及不能挑战美国在半导体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等,美国提出的所谓结构性改革问题主要是指这些方面。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一直在步步紧逼,企图迫使中国对其提出的致命通牒“妥协投降”。中国谈判代表团似乎对其关税恫吓无计可施,只能与其艰难周旋。实际上,美国的这种高关税恫吓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美国2018年7月开始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但8~11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1月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激增至创纪录的356亿美元[6]。虽然到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将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少,但事实已经证明,特朗普的上述通牒只不过是赤裸裸的恫吓而已,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减反增这一事实说明我国不应该答应特朗普的任何条件。即使美国在2019年3月2日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率提高到25%,对中国出口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笔者估计不会达到10年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一半的影响: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7]。在笔者看来,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和结构性改革等问题都是无端的指责和无理要求。

笔者一直主张,应对中美经济战,我国奉行的战略应该是毛泽东同志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中国谈判代表团决不能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更没有必要在美国所谓142项通牒清单上与其讨价还价。在这里,笔者做一假设:如果特朗普提出美国不再将2000亿美元产品的10%关税提高到25%,并承诺收回其142项通牒清单。那么,我国是否答应他呢?不答应。笔者建议,我国不仅应该取消现在已经实施的进口美国农产品和汽车的措施,拒绝批准高通-恩智浦交易,而且还应该对我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高达美国进口关税率3倍左右的出口关税。对于笔者的这一建议,绝大多数人可能感到不可思议,因此,这就有必要对这一战略的可行性进行一番研究。

二、战略打击: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总逆差的47%[8]。这里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美国这种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是否形成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严重依赖?如果中国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关税,会不会导致美国国内工业消费品物价大幅度上涨?继续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会不会导致其大量滞销,引发美国农民的抗议?两者的共同作用会不会导致美国股票和债券暴跌?从而引发美国社会特别是支持特朗普上台的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其强烈不满,最终迫使特朗普下台?即使笔者的这些假设都能成立,肯定仍会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你这个馊主意定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肯定会导致我国产品的大量滞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和劳动力的失业浪潮。而对于那些觉得笔者的建议似乎有道理的人可能会问:你这个计谋难道只是为了逼退特朗普吗?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是的,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绝佳历史机遇!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征收高额出口税战略是否成立?这一问题可留待后续回答。在这里,笔者首先讨论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征税的基础以及相配套的总体外贸战略等问题。

(一)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

根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统计,占比排名前三类产品:第一,在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7亿美元的总金额中,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以下简称机电类)出口金额高达1985.39亿美元,占比为46.20%,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39%左右,对华进口依赖程度很高[9]。而且,这类产品有一定技术含量,在一年甚至一年半之内很难被其他国家和美国本土生产商所替代。第二,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以下简称纺织类)共计1094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23%,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43%左右,对华依赖程度很高[9],短期内(至少6个月)难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较大量的替代品。第三,杂项制品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1.88%。暂不考虑对杂项制品征收出口关税,2017年我国机电类和纺织类两大类产品就占对美出口的69.20%,征收出口税的总额共计3079.89亿美元。

针对我国上述两大类对美出口产品,笔者根据美国寻求替代品的难度设定不同的关税率,替代程度越高,征收的出口税就越低。第一,在机电类产品中,美国免征进口税的(如苹果手机等),中国对其征收85%的出口税;对于特朗普已征进口税25%的产品,中国再征收60%的出口税,因此,机电类产品总的关税率设定为85%。第二,纺织类产品的总关税率设定为55%,其基本构成如下:特朗普已征税10%的,中国再征收出口税45%;特朗普没有征收进口税的,我国征收出口税55%,总体关税率为55%。

(二)征税的基础

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出口税,存在着客观的基础。第一,中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等为代价,一直在贱卖其产品。第二,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经销商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税具有非常强的承受能力。第三,征税的好处不能让美国垄断,而应基本上由中国获得。以下两个案例取自我国官方研究报告《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案例1:中国小家电产能占全球产能 80%以上,出口额约占全球的45%。2016年,中国小家电出口额为342亿美元,但基本上以代工为主,出口价格一般为终端市场零售价的1/4左右,有的甚至更低[10]。据此计算,美国分包商和经销商的经营管理、运输、销售和利润占终端市场零售价的3/4。

案例2: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获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10]。例如,中档羽绒服出口均价约每件40美元,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则在200美元左右,出口价是零售价的1/5。中国企业在加工环节的获利约占产品终端售价的1%~2%,获益非常有限,美国进口商是主要受益者[10]。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可以迫使美国经销商给中国让利,我国不再允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趾高气扬地宣称:“拿走利润,给中国留下GDP!”2010年,笔者曾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建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卡特尔的建议[11],但卡特尔的组织不易建设,实施成本也比较高,而提高出口关税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一问题。以案例2为例,原出口价格为40美元,如果我国对其征收55%的出口税,出口价格将上升为62美元,假定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仍为前述200美元,那么,美国运输商和经销商的成本和利润总计为138美元,仍是我国生产商出口价格的2倍多。

(三)总体外贸战略

上述征收出口税的措施需要一整套外贸战略与之相配套,这包括:①取消对美国出口的所有出口退税;②人民币汇率升值10%。自中美经济战以来,截至2018年12月中旬,人民币汇率已贬值12%以上。基本的思路是在人民币汇率升值10%后,维持汇率基本上保持不变。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在采取这两种措施后,对美国出口机电类产品总关税率为110%(征税8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税率为15%+汇率升值10%);对美国出口日常消费品总的关税率为80%(征税5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税率为15%+汇率升值10%),两大类出口产品简单非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为95%。在半年至一年半之内,假定汇率稳定,再假定美国经销商和发包企业等减少25%的利润,从别国进口替代性商品抵消价格上涨25%,那么,美国国内同类商品物价上涨将是多少?4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物价总水平和消费物价将上升多少呢?只要消费物价上升15%就能达到对特朗普的战略打击目的。

此外,我国还应采取以下配套措施。第一,对稀土等大量有色金属征收高出口税,保护生态环境[12]。第二,继续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进口税,恢复进口农产品的国内生产,大力振兴农业,这是对粮食危机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措施,其他理由还可参见笔者的相关研究[13]。第三,取消所有外资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退税,对出口到美国以外国家的中国企业仍保留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但宣布3~5年的调整期,5年后将全部取消。对内外资企业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是发展中国家企业,不应给予外资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国民待遇,特别是在中美经济摩擦加剧的非常时期更应该如此。第四,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我国进出口的基本平衡,也就是用5年左右时间将贸易顺差降低为0,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进口资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顺差)和略有逆差的贸易平衡战略。

(四)美国经销商寻求替代中国进口品的难度问题

笔者曾经指出,美国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形成了对进口中国商品的高度依赖,如果中国对其征收高额出口税,美国短期内(比如半年)很难从其他国家获取较大量进口,而美国国内恢复生产需要较长时间(比如1年)和更高成本(至少提高1倍)。问题是笔者的这种假定是否成立?这是实施高额出口税战略成功的关键问题。笔者在这里要问的是:什么叫高度依赖?即使不考虑产品质量,加工组装价值链从中国迁出并在别国重建、美国发放产品质量国际认证资格证书等各种进口手续难道不需要半年(纺织类产品)和1年(机电类产品)吗?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引证一些相关看法。

对于机电类产品,曾有专家告诉笔者,出口美国需要很多门槛,例如,一个简单的LED灯,涉及三、四十个零部件,每个都必须要有条码和相关质量标准,美国如果要寻找这些产品的替代品,仅仅在对产品各个部件走流程化的审定上就得需要1年的时间,更何况目前全球很难找到从性价比上与中国制造相提并论的产品。对于纺织类产品,肖立晟、袁野使用“进口渗透率”的概念计算了美国目前免征进口税的产品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所谓进口渗透率是指进口产品销售额占国内市场总销售额的比重,在其计算中,进口渗透率超过50%的有:家具、玩具、运动用品、羽绒及其制品、帽类及其零件、鞋靴和其他纺织制成品等[14]。

针对美国经销商寻求替代中国进口品的难度问题,黄树东曾有如下论述:那些不可替代的产品美国则依然必须从中国进口,不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那些低端的可替代产品,有人认为可以完全被其他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或经济体替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低端产品的生产不可能由发达国家替代,且由于数量巨大,也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我们以印度和越南为例。印度的GDP约为2.2万亿~2.3万亿美元,550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4左右,如果让印度1/4左右的经济转变成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无法在几年内完成。越南的GDP不到3000亿美元,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替代。要把5500亿美元产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水平的国家去,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和产业链在全球重新配置的过程。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现实。短期内,这种替代非常小,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非常小。总之,即使由于贸易战导致一些中国产品被替代,中国也有非常长的窗口期,来成功管理它和进行转型[15]。

三、对美高额出口税的免费午餐:惊人的政治算术

如果我国在中美经济战中征收高额出口税对特朗普政府实施定向战略打击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现在还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一战略将会对我国国内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它是否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导致我国产品的大量滞销、中小企业倒闭潮和劳动力的大量失业浪潮?相对于出口税战略对美国实施定向战略打击而言,这是一个让我国许多人更关心的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威廉·配第,曾被马克思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政治算术》是其代表作,笔者在这里借用其术语,对笔者的高额出口税战略将对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一番计算。

首先,笔者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对我国输美70%的产品征收95%的关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数量在1年之内将下降多少?笔者估计将下降30%左右。但在这里,笔者仍假定中国在2019年对美国出口产品数量下降50%。2017年,中国对美国输出的机电类和纺织类两大类产品总金额为3079.89亿美元,为了计算方便,假定征收100%的出口关税,因此,虽然出口产品数量减少了一半,但总的出口价值仍没有减少,中美双方机电类和纺织类两大类产品关税总收入为1540亿美元,但中国的出口关税收入将是多少呢?

据陈骁等人研究,美国进口第一大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征税占比为47.6%;征税占比低于10%的有: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以及鞋帽伞等[16]。按照这种研究,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机电类产品共1986亿美元,美国征税产品的占比为47.6%,共945亿美元被征税,因为美国征收25%进口关税的产品总计才500亿美元,笔者在这里高估被征税25%的机电类产品为400亿美元,据此,这部分产品美国征收进口税100亿美元,其余征收10%的产品是545亿美元,美国征收进口税54.5亿美元。2017年,我国纺织类产品对美国出口1094亿美元,美国征收10%关税率的占比为10%,美国征收纺织类产品关税金额为10.94亿美元。因此,美国对我国输出到美国的机电类和纺织类两大类产品征收的关税总收入共计约165亿美元。

前面已提到中美双方涉及机电类和纺织类关税总收入为1540亿美元,排除掉这两大类产品美国进口关税收入165亿美元后,中国总关税收入为1385亿美元。由于取消对美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将减少多少呢?假定出口退税率为15%,中国对美出口退税支出将减少462亿美元(3079.89亿美元×15%),这是中国变相的财政收入。因此,中国增加的总财政收入为1847亿美元(1385亿美元+462亿美元),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那么,仅就机电类和纺织类产品,中国增加的总财政收入为11 636.1亿元人民币。

在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占54.2%[17],我国财政部使用新增出口关税收入购买下全部中国企业(基本上是民营企业)出口减少的705.32亿美元产品,共花费4443.52亿元人民币。给出口美国的中国企业假定减税7%,支出622亿元人民币(3079.89亿美元×45.8%×6.3×7%)。

财政部购买下民营企业出口不出去的产品以及给中国企业减税7%之后,财政盈余为6570.58亿元人民币(11 636.1亿人民币-4443.52亿人民币-622亿人民币)。假如全部直接支付给农民工,购买下来的产品也假定全部免费送给农民工,农民工总收入为11 014.1亿元人民币(11 636.1亿元人民币—622亿元人民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农民工总量为28 652万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3485元人民币[18]。出口关税总收入在支付减税后,全部剩余11 014.1亿元支付给农民工,每位农民工将增加年收入3844元人民币,年收入增加9.19%。由于农民工及其农村家庭消费倾向是最高的,因此,这一措施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

当然,购买下来的产品假定全部免费送给农民工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笔者估计,应对中美经济战大致需要5年左右的调整期,在这个非常时期,我国可以对民营企业出口不出去的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也曾采取过同类措施),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制定不同政策,比如最贫困地区,根据农民需要,可以免费赠送纺织品、鞋帽和小件家具、玩具和建筑材料等,再根据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按原商品价格的10%~60%出售给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具体办法是:基层政府给贫困户和低收入者发放购物券,持有者到指定统销商店按折价比例进行购买。这些措施说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将这些好处全部给予低收入者群体,并具备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实施这种战略。

至于外资企业出口减少的部分,只能让其自行解决,如果在国内市场上卖不出去,他们就只能降价销售了。为什么?因为一模一样的衣服在中国的商场通常要卖1000元人民币,比在美国售价的2倍还高[19]。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理应比在美国市场更便宜,所以,外资企业没有理由在我国国内市场获取垄断暴利。但如果中国政府也买下其产品,怎能促其降价呢?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征收高出口关税后,中国企业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政府买下全部产品),外资企业会倒闭一些,失业的工人也不会多,政府使用出口关税收入支付其失业救济金或采取“最终雇主”雇佣计划雇佣其就业即可,无须增加新的财政负担。笔者估计,支付金额不会多于对美国出口的中国企业减税7%支出的622亿元人民币。如果按2017年全年农民工平均年收入36 270元人民币计算,政府使用622亿元人民币的出口税收入可使约171万名农民工再就业。如果减去这部分支出,中国增加的财政总收入余额为10 392.1亿元人民币,每位农民工增加年收入就不再是3844元,而是3627元,每位农民工年均收入增加8.67%,而不再是9.19%。笔者这一番政治算术的计算说明,所谓我国将出现产品大量滞销、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和劳动力大量失业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不仅如此,在征收高出口关税后,政府财政支出没有增加,产品过剩没有增加,工人局部的失业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每位农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7%,国外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将降价。由此看来,出口税战略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免费午餐”吗?

四、主权信贷、减税、财政投资和攻克核心技术

但上述讨论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国对出口美国产品征收高出口税后,美国经贸商通过转口贸易,从别的国家进口产自中国的产品怎么办?这个问题需要海关研究,比如对发货目的地进行严查控制等。如果海关不能通过这些手段进行严格控制,就得考虑对出口别国的产品制定具体办法,比如在对发货目的地进行严查的同时,也征收比美国较低的出口税。如果这些办法效果都不理想,是否有可能对美国以外的国家采取与对美出口品一视同仁的办法?这种办法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是可行的,理由如下。

2017年中国出口额为22 600亿美元,进口额为18 400亿美元,贸易顺差总额为420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对美国贸易顺差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顺差的65.7%,而对其他国家贸易顺差仅为1442亿美元。假如计划用5年使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降为0,将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或者进一步假定,我国计划用4~5年将出口退税降为0,并对我国全部出口产品征收高出口税,也就是在5年后,中国对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将实现进出口平衡,没有贸易顺差,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后者为例,我们先看两个数据: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我国2017年贸易顺差为28 700亿元人民币[20];又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 56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4%。税收收入144 36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退税金额13 870亿元人民币,占我国税收收入比例已经达到9.6%[21]。

假定5年后,我国每年不再有28 700亿元人民币的贸易顺差,其结果是,我国再也没有必要以4556亿美元外汇占款增发28 700亿元人民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将来自哪里?由于不可能再依靠美元增发货币,我国就可以完全实行以国债为基础发行人民币的机制。本来,我国每年来自贸易顺差的外汇占款就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美国国债印刷美元购买中国产品的产物,出口企业通过结汇制将贸易顺差产生的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从而堆积了大量“烫手”的美元储备,在外资和我国出口企业通过结汇制获取人民币信贷、从而服务于美元经济的同时,我国大量以内需经济为市场的民营企业却因为缺乏信贷资金而陷入绝境[22]。

正如笔者早就指出的,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以来,美元霸权的诞生使国际贸易异化成为一种美国印刷不被任何实物支撑而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片交换其他国家实物产品的贸易形态,使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美国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彻底颠倒了历史上英国、日本和许多小型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家崛起的经济学逻辑[23]。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对外贸易中所积累的美元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向美国缴纳的赋税。自2009年以来,笔者在多篇论文中曾谈到,巨额外汇储备是我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货膨胀加剧的根源,而国际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的剧增则是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开端,它不仅导致中国货币主权在相当程度上的丧失,而且导致面向内需的民营企业资金极度短缺、高利贷盛行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福利开支严重缺乏资金,直到2014年之后,这种状况才得到缓解。我国对外贸易的贸易顺差战略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征收出口税是解决我国贸易顺差常年高居不下的有效战略。我国没有必要采取贸易逆差战略,但大量的美元顺差在理论上必须降低到0,而在实际经济中存在少量顺差也是可行的。

如果我国每年不再有比如2017年的4556亿美元的外汇占款,那么,我国的货币自主发行权和主权信贷就可以得到较完整的恢复,财政部就可以发行28 700亿元人民币国债,由此所获得的资金就可以通过购买国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注入到经济体系之中,服务于内需的企业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民营企业的信贷难问题将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按照2017年我国4556亿美元贸易顺差计算,在我国消灭这种贸易顺差后,每年财政部将增加财源28 700亿元人民币,而在每年存在455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财政部白白损失掉这28 700亿元人民币的铸币税[24]。2017年中国出口退税金额为13 870亿元人民币,如果取消所有出口退税后,政府减少13 870亿元人民币支出,这反过来等于财政部增加13 870亿元人民币收入。总的结果是,我国每年至少增加42 57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假如我们不这样做,这5年间顺差和出口退税继续增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很明显,出口税战略的推行最终将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假定我国进出口贸易达到绝对平衡,也就是进出口金额相等,那么,按照2017年的数据计算,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增加25%,但5年后这种“财政收入”没有一分钱再是来自出口税收入。5年后,假定贸易顺差和出口退税均为0,中国每年至少将增加42 57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2017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72 500亿元人民币,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相当于2017年财政收入的25%,这不仅将有力地支持目前对企业的减税,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研发上,而且,还可以在振兴农业中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包括国土整治)进行大规模投资,少量资金用于弥补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和养老金亏空。

例如,我国社保基金和养老金余额严重不足。我国社保基金2010年余额仅为8566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的出口退税额就达到7300亿元人民币,我国可以把由此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充实社保基金、增加教育经费、投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修建免费高速公路等[22]。2017年末,我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为22231.24亿元人民币,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为3155.19亿元人民币[25]。我国2017年的出口退税金额就等于我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的62.39%,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的4.4倍。

又如,清华大学微电所所长魏少军指出,我国每年用于集成电路研发总投入约45亿美元,即少于300亿元人民币,仅占全行业销售额的6.7%,不到Intel公司年研发投入的一半[26]。集成电路的研发投资总额只占2017年我国外汇占款的1%,但不到该年出口退税的2%。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将如何与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上展开竞争呢?只要进出口贸易达到平衡,国家财政使用相当于2017年外汇占款金额的十分之一就可以将集成电路的研发投资增加十倍。

五、自主国内市场、进口替代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自主掌控国内市场,为本土核心技术创新提供有保障的市场,这是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国家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本文之所以提出率先取消外资企业的出口退税、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出口税并在一段时间内对民营企业出口过剩产品实行统购统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挤走大量占据我国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和大规模进口替代提供战略性国内市场空间,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在过去的8年间,笔者一直在讲,如果外资企业将其产业链特别是对我国经济危害最大的加工贸易从我国迁走50%,中国民营企业的春天就到来了!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给民营企业腾出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使其大幅度地增加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外资占据我国价值链高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时,它也给中国民营企业腾出了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由于迁走的50%外资企业再也不能在国内直接销售了,它如果想通过出口将产品销售到中国,就必须缴纳进口关税,国内市场因此就可以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它就可以使关税保护制度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了。那么,50%的外资企业迁离中国,将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多大的国内市场空间呢?

以美国在华企业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国256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占有4558亿美元的优势[27]。又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顺差为2610亿美元,其中54.2%也就是1415亿美元是由外资企业所完成,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为333亿美元。如果按照从事贸易和投资的企业的国家性质进行计算,那么,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为862亿美元(2610亿美元-1415亿美元-333亿美元)。将“投资顺差”和贸易顺差进行加总,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和投资逆差”高达3686亿美元(4558亿美元-862亿美元),中国企业为了获得对美国86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竟然损失了高达4558亿美元的国内市场规模。这说明:如果将直接投资考虑在内,美国不仅对华没有贸易和投资逆差,反而具有巨大的顺差!美国在华企业在没有通过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其产品隐蔽地大量占据着我国国内市场!如果将日本、韩国和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在华跨国公司都考虑在内,我国国内市场被其支配的状况将是惊人的,其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以往的论文中对此已有许多探讨,但并没有讨论它对我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严重危害,本文仅以存储芯片的进口替代问题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近年来,我国长江存储等企业开始攻关存储芯片,意图突破三星、SK海力士、东芝和镁光等厂商对中国市场的支配。然而,为了狙击中国存储芯片,特别是为了狙击长江存储2019年的大规模生产,三星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一是刻意控制产能,防止存储芯片价格下滑。由于三星可以控制产量,直接导致美国一些半导体设备厂商的设备出货量在短期内下滑了20%左右。三星之所以要这样做,极有可能是想在国产存储芯片上市前,再大赚一笔钱,存储充足的弹药,为将来和国产存储芯片打价格战做准备。二是三星在不久前宣布其第五代V-NAND正式量产。如果国产存储芯片上市之时,三星开始增加产能,而且是最新的第五代V-NAND,国产存储芯片将面临技术和成本双重竞争,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28]。三是在中国开办新工厂。2018年3月,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在西安举行存储芯片二期项目开工奠基仪式,总投资额为70亿美元,这是继2012年三星在西安投资100亿美元建立电子存储芯片项目后再次追加投资[29]。三星在中国开办新工厂无疑是针对长江存储等我国存储芯片的幼稚工业而来的。

进口替代是指进口被国内工业所替代,长江存储所从事的事业无疑是进口替代工业,但在与三星等国外厂商的竞争上,它所建立的幼稚工业在刚开始量产的时候无疑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只有通过“边干边学”,才能学会以发达国家的标准高效利用技术,因此,他们需要时间积累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大规模生产存储芯片这种尖端技术上需要比一般工业更加复杂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工业就需要关税保护,以便使其安然渡过陡峭的学习曲线,这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早在1791年就已提出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从英国到20世纪下半叶的韩国,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幼稚工业保护”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

幼稚工业保护的实质是市场保护,因为幼稚工业渡过陡峭的学习曲线需要其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就中国存储芯片而言,如果不允许三星在华进行直接投资,中国就可以使用关税保护手段应对三星以摧毁长江存储等幼稚工业为目的的低价倾销。正是为了防范中国出现竞争者,同时也是为了预防中国对幼稚工业采取关税保护的手段,三星早在2012年就在西安建立存储芯片生产工厂,提前进行了战略布局,而2018年3月的追加投资更是直接瞄准了2016年才建厂的长江存储。当三星在我国进行大量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关税保护的手段已毫无作用可言,如果三星打价格战,长江存储将面临陷入亏损和无力追加研发投资的严峻考验。假如政府对其提供补贴,其效果也远不如关税保护。假如在政府大量补贴之下,长江存储还不能战胜三星的话,政府的这种干预行为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口实。因此,产业政策的成败取决于其自身正确与否以及为其提供理论指导的经济学类型[30]。

通过以上讨论,读者不难领悟高出口税战略对于我国自主掌控国内市场、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和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重大意义,不难理解它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作用。故而,请允许笔者以发表于2012年论文中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31]:

以贸易保护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是落后国家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和自主创新的基础,如果我国永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那么,高端产业(或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进口替代就无法展开;而如果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就必须对高端产业的国内市场进行关税保护,但按照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这种关税将无法达到保护民族企业的目的,反而保护的是跨国公司的既得利益,这就是我国在将来如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将不得不面对的世纪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拉丁美洲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

与19世纪下半叶美国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严厉拒绝外国直接投资不同,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却指望外国直接投资给其带来福音。其结果是,虽然拉丁美洲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是让民族企业独享国内市场的工业化收益,但是,在外资企业控制了拉丁美洲国内经济的情况下,这种贸易保护反而成了跨国公司在关税保护之下利用垄断地位在拉丁美洲国内市场攫取巨额利润的工具。因此,拉丁美洲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改变其不利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瓦解,这是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实行贸易保护也无法改变依附型经济命运的基本原因,同时,它也是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秘诀: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必须排斥外国直接投资。

注释:

①参见《2018中美贸易战重大事件梳理 中美经贸摩擦始末一览》(http://wemedia.ifeng.com/81418010/wemedia.shtml)。

②参见《给中美贸易算笔账》(http://news.hexun.com/2018-07-24/1935527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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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海关总署:我国2017年贸易顺差为2.87万亿元,收窄14.2%[EB/OL].[2018-01-12].http://www.sohu.com/a/216190101_1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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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贾根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及其破解——基于新李斯特理论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6(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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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来莎莎,李娜,钱童心.“芯”痛之下,中国如何破局[EB/OL].[2018-04-19].http://www.sohu.com/a/228742838_3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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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贾根良.开创大变革时代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评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J].政治经济学报,2017(1):123-137.

[31]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J].学习与探索,2012(3):95-103.

后记:

从2018年7月18日提交应约内参后,我感觉到再也无法改变中国丧失重大转型机会的可悲命运了,所以不再关注美中经济战问题。此后,我研究了四个半多月的经济思想史,12月初正打算写一组四篇论文,但美中经济战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了(与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缓和了相反),因此,笔者当机立断,在12月5号停止经济思想史论文写作,重拾该问题的研究。在过去十年,笔者对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和如何实现战略大转型的问题一直在进行研究,本文的思路延续了这种研究所遵循的经济学原理,因此,笔者几天内就构思出了本文的基本战略。

“因为你懂的”的原因,我的建议再好,被采纳的可能性也极小,中美经济战正在进行中,而我的这种研究很可能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了。但如果中国今后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今天的这个报告所做的研究仍是具有重大价值的。(以上《后记》是笔者在2018年12月23日做学术报告时的开头语)

对许多人来说,理解本文的逻辑可能存在较大的困难,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推动和指导英国、美国直到韩国崛起的替代性经济学传统,不了解笔者创立的新李斯特学派,不了解世界经济史,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不了解过去十几年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发展。

例如,按照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积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是绝对的损失。因为主权货币的本质是国家通过银行系统创造的一种国家负债,它和金银贵金属——一般等价物(真正的超主权货币)——有着本质区别。在主权货币时代,贸易顺差国获得了逆差国的主权货币,这不是获利而是损失;相反,逆差国才是实际利益获得者。“进口是受益,而出口是损失”,虽然这种概括有点绝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正好与之相反。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场革命,这是笔者在过去十年一直倡导的,今后的研究仍将对笔者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继续进行阐述。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发表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优先出版)。原文2万字,根据笔者在2018年12月13-14日研究生授课录音和12月23日所做学术报告的PPT整理修改。发表时删节近2000字。】

来源 :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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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