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中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贾根良 2019-05-12 浏览:
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国对2017年占对美出口约70%的两大类产品——机电类和纺织鞋帽家具类——征收高出口税就可以从容应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挑衅,并将中美经济战转变为中国经济深刻性结构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讨论了征收高出口关税对我国经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在短期,我国对出口美国产品征收高出口关税,不仅不会增加政府开支,产品过剩没有增加,局部性的失业也将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平均每位农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7%,从而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在长期,出口税战略将导致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包括中国的货币主权得到更完整的恢复,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雄厚资金、支撑在农业振兴中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给民营企业减税以及解决社保基金养老金余额严重不足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将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为我国在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特别是集成电路方面的进口替代奠定基础,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选择。

笔者一直主张,应对中美经济战,我国奉行的战略应该是毛泽东同志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中国谈判代表团决不能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更没有必要在美国所谓142项通牒清单上与其讨价还价。在这里,笔者做一假设:如果特朗普提出美国不再将2000亿美元产品的10%关税提高到25%,并承诺收回其142项通牒清单。那么,我国是否答应他呢?不答应。笔者建议,我国不仅应该取消现在已经实施的进口美国农产品和汽车的措施,拒绝批准高通-恩智浦交易,而且还应该对我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高达美国进口关税率3倍左右的出口关税。对于笔者的这一建议,绝大多数人可能感到不可思议,因此,这就有必要对这一战略的可行性进行一番研究。

二、战略打击: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总逆差的47%[8]。这里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美国这种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是否形成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严重依赖?如果中国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关税,会不会导致美国国内工业消费品物价大幅度上涨?继续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会不会导致其大量滞销,引发美国农民的抗议?两者的共同作用会不会导致美国股票和债券暴跌?从而引发美国社会特别是支持特朗普上台的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其强烈不满,最终迫使特朗普下台?即使笔者的这些假设都能成立,肯定仍会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你这个馊主意定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肯定会导致我国产品的大量滞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和劳动力的失业浪潮。而对于那些觉得笔者的建议似乎有道理的人可能会问:你这个计谋难道只是为了逼退特朗普吗?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是的,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绝佳历史机遇!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征收高额出口税战略是否成立?这一问题可留待后续回答。在这里,笔者首先讨论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征税的基础以及相配套的总体外贸战略等问题。

(一)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

根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统计,占比排名前三类产品:第一,在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7亿美元的总金额中,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以下简称机电类)出口金额高达1985.39亿美元,占比为46.20%,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39%左右,对华进口依赖程度很高[9]。而且,这类产品有一定技术含量,在一年甚至一年半之内很难被其他国家和美国本土生产商所替代。第二,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以下简称纺织类)共计1094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23%,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43%左右,对华依赖程度很高[9],短期内(至少6个月)难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较大量的替代品。第三,杂项制品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1.88%。暂不考虑对杂项制品征收出口关税,2017年我国机电类和纺织类两大类产品就占对美出口的69.20%,征收出口税的总额共计3079.89亿美元。

针对我国上述两大类对美出口产品,笔者根据美国寻求替代品的难度设定不同的关税率,替代程度越高,征收的出口税就越低。第一,在机电类产品中,美国免征进口税的(如苹果手机等),中国对其征收85%的出口税;对于特朗普已征进口税25%的产品,中国再征收60%的出口税,因此,机电类产品总的关税率设定为85%。第二,纺织类产品的总关税率设定为55%,其基本构成如下:特朗普已征税10%的,中国再征收出口税45%;特朗普没有征收进口税的,我国征收出口税55%,总体关税率为55%。

(二)征税的基础

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出口税,存在着客观的基础。第一,中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等为代价,一直在贱卖其产品。第二,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经销商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税具有非常强的承受能力。第三,征税的好处不能让美国垄断,而应基本上由中国获得。以下两个案例取自我国官方研究报告《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案例1:中国小家电产能占全球产能 80%以上,出口额约占全球的45%。2016年,中国小家电出口额为342亿美元,但基本上以代工为主,出口价格一般为终端市场零售价的1/4左右,有的甚至更低[10]。据此计算,美国分包商和经销商的经营管理、运输、销售和利润占终端市场零售价的3/4。

案例2: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获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10]。例如,中档羽绒服出口均价约每件40美元,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则在200美元左右,出口价是零售价的1/5。中国企业在加工环节的获利约占产品终端售价的1%~2%,获益非常有限,美国进口商是主要受益者[10]。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可以迫使美国经销商给中国让利,我国不再允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趾高气扬地宣称:“拿走利润,给中国留下GDP!”2010年,笔者曾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建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卡特尔的建议[11],但卡特尔的组织不易建设,实施成本也比较高,而提高出口关税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一问题。以案例2为例,原出口价格为40美元,如果我国对其征收55%的出口税,出口价格将上升为62美元,假定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仍为前述200美元,那么,美国运输商和经销商的成本和利润总计为138美元,仍是我国生产商出口价格的2倍多。

来源 :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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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