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危险的误读!

鲁品越 2019-05-11 浏览:
五四运动的真实历史本质,不是用救亡暂时“压倒”了“启蒙”,而是对西方式启蒙本身的反省与批判,由此将反对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改造和扩张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今天我们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绝不能回到旧的“启蒙”思想,而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文明的优点与缺陷进行更深层次的反省与批判,沿着爱国主义道路前进。

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危险的误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中,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做出了科学概括,给我们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继承五四精神开拓中国未来,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对五四运动的解读不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关乎中国要走何种道路的现实问题。比如, 有一种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认为五四运动的主旨本来是用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来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启蒙”,而政治和军事上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思想启蒙”运动没有完成,由此产生了当代中国一系列问题。因此当代中国需要延续被“救亡”中断的“启蒙”。这种解读是否正确?我们需要忠实于历史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早期”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16—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用基于理性的人权反对封建神权,用民主反对专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引导了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现代发达社会的思想基础。

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这种崇尚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的启蒙思想,逐步传到中国,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企图引进西方民主来替代中国的封建专制。辛亥革命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反思辛亥革命未能真正改造中国社会的原因,认为仅仅从器物文明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都是治标不治本,应当从思想文化上全面学习西方,开启民智。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为代表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以1915年《青年》(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的发表为标志,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主旨是引进西方以个人自由和理性为标志的西方启蒙文化,反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辞中,倡导用“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条主张来改造中国文化。后来又概括为将“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引进中国。

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它主张反对封建礼教,力图用资本主义文明改造中国。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区分中国封建制度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基本上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汉字。而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尚处于十分幼稚的水平,采取全面接受的态度,甚至主张实行全盘西化。最终,这种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所推行的“启蒙”,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逐渐趋于破产了,其标志正是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由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向。

五四运动使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阶段

正当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向往西方社会,以西方启蒙思想为人类公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国家,向国人进行启蒙教育之时,却传来当头棒喝: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那些作为启蒙思想偶像的西方文明国家,并没有按照他们所宣扬的“人类公理”,把战败国德国占有的山东半岛归还中国。而是搞强权政治,欺凌作为弱国的中国,将山东交由日本并吞!西方文明国家对中国的背叛,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五四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由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铁的事实告诉中国人民:西方启蒙思想鼓吹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不过是骗人的谎言。西方国家并非公义的代表,而是欺凌弱国的强权政治,因此不能作为中国学习的样板。由此,中国革命的主流开始逐渐告别以西方启蒙思想为理想、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发生了历史性转向。

一是从反封建学西方的早期新文化运动,转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全新的阶段。它不仅反对中国社会的封建礼教,而且反对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与剥削。因此,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警醒了中国人民,对西方启蒙思想进行反省与批判。

二是思想启蒙运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西方启蒙思想为引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启蒙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率先将俄国革命介绍给中国。而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1919年7月25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表对华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俄国在华特权。这就使中国人在认识到西方启蒙思想的伪善的同时,鲜明地看到了代表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义性与真理性。于是从崇拜西方转向学习苏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向。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一部分中国先进分子从旧民主主义者相继逐渐转向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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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品越
鲁品越
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