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观潮思变局

詹得雄 2019-04-27 浏览:
资本主义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走到尽头,路径不明。按马克思的分析,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诞生,必须在其母体中滋生、发育成熟后才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因素目前正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生长,有的已比较明显,例如北欧的所谓“民主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但最终是否会成功,也还是个未知数。至于资本主义在一场暴力中“凤凰涅槃”的形势,目前还看不到,但此起彼伏的左与右的极端暴力事件,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安地动荡之中,值得密切关注。再冒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西方就有舆论把特朗普比作希特勒。资本主义社会目前还寄希望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变革,能否找到出路,只能拭目以待。

读史观潮思变局

新年前后在新加坡小住,公寓高处远眺,依稀可见海轮缓缓驶过马六甲海峡。近代以来,此地举世瞩目,有东西方交通要冲、东西方文化汇点之称。窗前凝望,想到近来不少欧美人士惊叹西方遇到“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不禁触景生情。海风阵阵,颇有历史风雨隐隐来袭之感。

西风东渐

中学时就见过“西风东渐”这个词,很好奇。西风是怎么吹来的呢?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前,葡萄牙人1486年发现了好望角。再过12年,即1498年,葡人达·伽马登陆印度西海岸,并在1510年占领了果阿。次年,他们又把亚洲西南端的马六甲变为殖民地,就在我站的这个地方往北不到200公里处。

西方人为香料、丝绸、瓷器而来,却来者不善。那时的商船,半是商人半是海盗,再加几个传教士,追逐的是一本万利。马六甲我也到过,现在还可以看见当年葡人统治的遗迹,例如教堂和炮台。要说,那里离明朝皇帝还有万里之遥呢,却像一股怪风一样掀动了朝廷。

《明史·满剌加传》记载,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遣使到满剌加(马六甲)宣示威德,也就是承认它的藩属地位。但1511年葡人占领马六甲,当地王遣使上告朝廷,明世宗仅“敕责佛朗机(当时对模模糊糊的欧人的统称),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当时中国皇帝自视正统,周围是“化外之地”,均属蛮夷。他们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变局懵然不知,哪里想得到资本主义文明和野蛮的大潮流正汹涌而来?

近代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不必赘述。过了300多年,到清同治13年(1874),李鸿章写了这么一段话:以前中国守住西北便安,“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发此浩叹,离鸦片战争已30多年了,中国人该惊醒了!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多少志士仁人奔走呼号,泣血奋笔,甚至蹈海明志!从此中国走上了救国图存的艰难征程。从维新到变法,从洋务运动到建立共和,中国人民为应对这股世界潮流,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钱塘观潮

读史观潮思变局

身在新加坡,自然会想到华人华侨。孙中山1900年到1906年曾6次到新加坡,为辛亥革命筹款,华侨的爱国热忱令他十分感动,曾慨言:“华侨是革命之母”。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名义上实现共和了,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使不少期盼共和的人失望,有的甚至悲观殉身。1916年,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不久,孙中山在观了钱塘江大潮后写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十六个字,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有些大腕有意要把“潮流”一词偷换成“西方议会民主制度”,错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游历西方,目睹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和野蛮,想到应走自己的道路。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写道: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孙中山不愧是革命的先行者,他看到了、亲历了资本主义的大潮,同时,他还看到了一股新的潮流,那就是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大潮,虽然还处于“风起于青蘋之末”的阶段,但它一定会发展壮大起来。可惜孙中山看到了、想到了,但他还做不到,1925年他就逝世了。真正沿着他看到的方向勇敢前进的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共成立,中国从此走上了真正复兴的道路。今天西方视当年的“东亚病夫”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世道真的又大变了。

河东河西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起来,西方一直以敌对、鄙夷的眼光看待中国。有时表现友好也主要为了利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同时也经历了十分坎坷、曲折的道路。尤其在发生重大失误的时候,西方都兴高采烈地宣扬中国人民走错了路,只有按照西方设计的模式,中国才会兴旺。而中国国内也总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呼应西方的召唤,幻想改旗易帜,全盘西化。

1989年是个重要的年份。那时东欧剧变,苏联已濒临瓦解,西方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就在这一年,哈佛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最早发表在1989年的《国家利益》上,1992年又扩展成一本书发表。按他的观点,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已赢定天下,今后的历史无非就是把它们在全世界传播而已,再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了,所以历史终结了。当时的西方,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推行新保守主义。

记得当时读这些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时,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傲慢,亢奋的政论近乎野蛮,仿佛整个地球都是可以由他们随便拿捏的橡皮泥,自说自话地在盘算先拿下哪里,再围堵哪里,最后一定要让中国改变颜色等等。当时美国好几位高官都说过:“我们有最好的军队,为什么不用?”这些言行给世界笼上了不祥的阴云,也确实带来了灾难。

来源 : 华语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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