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国家安全观”阴影下的“华为案”

江振春 2019-04-22 浏览:
“美式国家安全观是以原则性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根植于美国的永恒的价值观。”美国作为高技术拥有大国,极为重视高技术在国家安全上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为了“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通过了举不胜数的国内法,在各个领域布置了极为复杂、精巧的“法律暗雷”,通过“长臂管辖”,很多外国公司和个人稍有不慎,就会触发这些“暗雷”,美国则随之挥舞起司法大棒。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司法是美国倚重的一种“文明的”、耍得娴熟的且屡试不爽的武器。“美式国家安全观”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正让世界变得不安全。

“华为案”的命运将会如何

“华为案”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人们不禁发问:在“华为案”之前是否有企业告赢美国政府的先例?其实,企业告赢美国政府的案例不胜枚举,但这些案件对“华为案”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企业和美国政府直接发生法律冲突的案件数量不是特别多,尤其是美国政府认定中国企业存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行为并实施制裁、中国企业绝地反击、告赢美国政府的案例少之又少,而被提及频率最高、时间离我们最近的是2012年10月至2014年7月的“罗尔斯案”。

罗尔斯公司是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2012年3月,罗尔斯公司收购了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四座风力发电厂,由于该风力发电厂离美国海军基地很近,于是奥巴马政府和隶属于美国财政部的“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该收购项目,罗尔斯公司索赔无果之后,把奥巴马和“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告上法庭。经过近两年的审理,法院最终裁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下达的禁止罗尔斯公司俄勒冈州风电项目的总统行政命令违反程序正义,这一判决标志着中国三一重工集团获得胜利。美国政府随后与罗尔斯公司及其律师团队展开协商,并最终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条款,罗尔斯公司可以将四座风电发电厂项目转让给罗尔斯公司选定的第三方买家;“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认定罗尔斯公司在美进行的其他风电项目收购交易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欢迎罗尔斯公司和中国三一集团就未来更多的在美交易和投资项目向其提出申报。因此,“罗尔斯案”令人欢欣鼓舞,该案也被誉为“中国公司首次发起类似起诉并获得胜利”的“经典案例”,可以“载入史册”。

“华为案”与“罗尔斯案”有相同点,这两起案件都涉及中国企业,都含有美国政府所认定的“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因素,尽管这个因素并不存在。但是,“华为案”面临的形势远远要比“罗尔斯案”严峻:其一,在“罗尔斯案”中,罗尔斯公司挑战的只是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而在“华为案”中,华为挑战的是《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由国会通过、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单独锁定华为公司“重点照顾”,从某种程度上说,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民主和共和两党都达成了某种默契,制裁华为成为美国国家意志。因此,要求法院判决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难度非常大。其二,“罗尔斯案”是一起单纯的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案件,就事论事,几乎无政治因素;而“华为案”不是一起单纯的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案件,政治因素介入明显。因此,“华为案”更加复杂。

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在《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点名华为,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对华为实施精准打击,想必它已经为华为“量身定做”了一套莫须有的“证据”,美国政府坚信在这些“证据”中“总有一款适合你”。目前,这些“证据”已收集完毕,它们主要来自美国情报部门和司法部。对于“华为案”,美国国内很多学者都不看好。美国迈博瑞咨询公司(Marbridge Consulting)董事马克·纳特金(Mark Natkin)认为:“美国情报机构已经认定华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威胁,我认为华为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几乎为零。”他甚至怀疑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动机,认为“这起诉讼是该公司发起的法律和公关攻势,目的是反击外界认为该公司和国家有关系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美国很有市场。华为诉讼之路注定异常凶险。

至于“华为案”能否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华为案”如果在联邦最高法院层面开打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某个联邦上诉法院在“华为案”中判决《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违反美国宪法,二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中至少有四位同意下调卷令赞同审理“华为案”。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案件至少有两个标准:一是一致性原则。“大法官要看一下,上诉的案件与全国其他地方类似的案件是否有同样的结果,如果不一致,他们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受理,以便通过判例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解决以后这类纠纷。”显然,“华为案”很难满足这一标准,华为被美国国会单独挑选出来,它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具有普遍性,无形成判例的必要。二是可司法性原则。一个案件是否可诉,主要看该诉讼的真实性、时效性以及要回避“政治问题”原则。“华为案”与政治有关,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又不能明说该案不具有“可司法性”,否则就坐实了“华为案”的政治介入。因此,笔者认为,“华为案”不会走到联邦最高法院层面。

来源 : 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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