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国家安全观”阴影下的“华为案”

江振春 2019-04-22 浏览:
“美式国家安全观是以原则性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根植于美国的永恒的价值观。”美国作为高技术拥有大国,极为重视高技术在国家安全上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为了“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通过了举不胜数的国内法,在各个领域布置了极为复杂、精巧的“法律暗雷”,通过“长臂管辖”,很多外国公司和个人稍有不慎,就会触发这些“暗雷”,美国则随之挥舞起司法大棒。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司法是美国倚重的一种“文明的”、耍得娴熟的且屡试不爽的武器。“美式国家安全观”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正让世界变得不安全。

3月7日,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向美国得克萨斯州普莱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对《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第889条是否符合美国宪法规定发出挑战,请求法院判定美国政府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判令永久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以下简称“华为案”)。

华为诉讼美国政府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就针对某个特定机构(华为)施行惩罚,涉嫌通过“褫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此举违宪;二是美国政府未经必要程序(例如听证)就选择性地剥夺了华为的自由——严重限制其开展业务的自由,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三是由国会这一立法机构以立法的方式,“裁定”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因而“有罪”,立法分支充当了行政和司法分支的功能,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授权条款(Vesting Clauses)。

“华为案”三条诉讼的法律依据

什么是“褫夺公权”?根据英国普通法,当犯有叛逆罪和重罪的人被判处死刑时,他同时也被剥夺了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具体地说,有三项主要的附带民事权利被剥夺:没收财产、被剥夺继承权、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产生,即自己服罪、陪审团裁断和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褫夺公权法案”是立法机关创立的法律,即不论何种形式,不经司法审判而对公民个人处以死刑或其他特别刑罚,多指剥夺公民权利及没收财产。美国宪法有两处规定了“褫夺公权法案”条款。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美国国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律”;第10款规定,“各州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

“褫夺公权”行为是英国封建社会的“毒瘤”。英国历史上曾经出台了很多所谓的“褫夺公权法案”,允许对犯有叛逆罪和其他可以处以死刑的重罪犯剥夺公民权,使其丧失职位、荣誉称号、财产和接受正当司法审判的权利。英国殖民北美之后,议会不时通过“褫夺公权法案”侵犯殖民地人民利益,这也成为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

“美式国家安全观”阴影下的“华为案”

2019年3月7日,华为起诉《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违宪。

美国独立之后,鉴于“褫夺公权法案”的危害,在1787年制宪过程中,美国宪法明确禁止国会或州通过任何“褫夺公权法案”,这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几个著名判例明确了“褫夺公权法案”的含义。联邦最高法院早在1867年的“卡明斯诉米索瑞案”(Cummings V. Missouri)中指出:“褫夺公权法案,就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不经司法程序而直接处以刑罚的法令”。联邦最高法院1946年在“美国诉布朗案”(United States V.Brown)中也指出:“褫夺公权法案,是指立法机关以任何方式,不经司法程序而对可确定的个人或一个组织的成员,直接处以刑罚的法令”。简言之,“褫夺公权法案”的实质就是:立法机构代替司法(法院)“未审先判”。《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具有“褫夺公权法案”的所有特质,美国政府未经听证或审判任何程序,先入为主地以立法形式“判决”华为“有罪”。

立法机构通过“褫夺公权法案”,不仅违反正当程序,而且也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三权分立的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建立在政府不得专横、任性行事的原则之上。它意味着政府只能按照法律确立的方式和法律为保护个人权利对政府施加的限制进行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是:“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听审的权利。”然而,《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永久性地对华为施加了不恰当的制裁,“而没有给予其一个公平的听证或是反驳对其指控的机会,也没有给予其逃离指控的机会。”美国宪法第1条第1款授予国会立法权,第2条第1款授予总统行政权,第3条第1款授予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司法权,这三个条款构成了三权分立的“授权条款”,这是美国立国的根基。根据美国宪法授权条款,美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负责。根据授权条款,国会只有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没有针对个人或组织执行这些规则的权力,只有行政或司法机构才有权力针对个人或组织执行这些规则。然而,在“华为案”中,国会越俎代庖地干起了行政和司法的活,未经过行政和司法程序,直接就“判决”华为“有罪”,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授权条款。

来源 : 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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