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危机:基于日本金融深化实践的再认识

孙慧宗 林丽敏 2019-04-13 浏览: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有益论的真理性被证明是不完全的。此后,更多的学术研究开始集中于对两者关系的再认识。替代性的观点认为:金融活动的进一步增加、金融密集度的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实践中的日本金融自由化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实证依据:是金融自由化导致了199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长期紧缩,这既源于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观点向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转变,也受到来自于理性预期学派、市场有效理论的影响。同时,又是信贷资本的“脱实向虚”和国际政策协调主张的直接后果。从日本的金融深化实践来看,自由化的金融市场虽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达到某一点之后,这种作用却需要重新考虑,日本恰恰是没有注意到这点,结果导致了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危机:基于日本金融深化实践的再认识

学界对于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持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是金融深化有益论;二是认为进一步的金融自由化会对经济发展有害的矛盾论。第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线性关系,这种关系从金融开始存在的时候即是如此,如果说有变化,金融深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只是数量上的扩大和缩小。第二种唯物辩证的观点认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是矛盾双方面的对立统一,这种矛盾从始至终都存在,但它又是相对的,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这对矛盾的双方就要相互转化。金融深化有益论曾一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直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益论”对此无法做出相应的解释。“矛盾论”的合理性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战后的日本金融深化①经历了从限制到逐步取消限制,从自由直至出现经济危机的过程,日本金融深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性辩证地认识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并推进改革以防危机重演的实证依据。

一、从“限制”到“自由”:日本金融制度两阶段的变化及其原因

1929年,在美国繁荣市场中主要的金融经纪人——有实力的大银行②,经过激烈的价格竞争收取存款,并进行狂热的对外放款;利用收取的款项进行有风险的投资;通过各自的连锁公司操纵投机性的股票,最终引发了银行倒闭的风潮,直至美国的市场崩溃。这场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衰退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至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自那时起,各国政府一致认为必须对各自的银行负责,并应严格实施管理制度以防止危机的重演。二战后的日本就是在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建立起自身的金融制度。

在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发展史上,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界点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金融深受政府的影响,“限制性金融政策”是日本金融制度的具体内容,战后至7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为指导。一是利率的限制。二战后,吸取了1929年大危机的教训,日本颁布了《临时利率调整法》。该法不仅对存款利率的上限进行了限制,而且对长期贷款优惠利率、政府金融机构的各项利率加以限制,形成了所谓的“四块半利率结构”。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存款利率和金融债券利率被限制在低水平上,而对于贷款利率规定了最低标准,为金融机构获取稳定的收益提供了政策性保障。二是业务活动领域的限制。为了防止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的产生,二战后,日本《证券交易法》的第六十五条规定:银行业与证券业实行分离,长、短期金融分离,后者是以专门从事长期金融的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的成立而彻底分离的。三是国内外金融市场分割的限制。为了防止资金外流,1933年日本制定了《外汇管理法》,通过对国内外市场分割的限制来维持本国的利率限制和业务活动领域的限制。[1]5上述利率限制、业务活动领域的限制、国内外金融市场分割等限制性金融政策在日本当时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并且是有效率的,对于战后的复兴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银行与政府的密切程度并未制约银行对利润大胆追逐的行径,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自由市场机制逐渐开始发挥调节作用。基于此,日本在低增长时期撤销了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限制,活跃了自身的业务,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分配的公正性,这被认为是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成就。曾经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存款利率、金融机构业务领域以及外汇管制的限制得到了缓和甚至撤销,金融制度的结构整体上进入了变革之中。

曾一度对日本经济发挥促进作用的限制性金融政策,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放宽直至撤销限制,从而转向金融自由化改革呢?

第一个原因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2]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是从政策理论依据的更迭开始的。战后,日本政府一贯推行的限制性金融政策在当时受普遍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所影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是有欠缺的,只有通过国家干预和调节才能避免经济危机,这是救治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新的困境,日本经济也面临滞涨的发展难题,对此,传统的理论已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凯恩斯主义开始逐渐被抛弃或者忽略。[3]27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带来了摆脱困境的途径,认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能引致最理想的社会。在政策上,既强调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重要性,又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加之吸收和容纳了一些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和理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深受其影响。

第二个原因是政府。从1974年开始,日本“追赶”“超越”欧美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新的经济发展目标还没有确立,加之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本实施浮动汇率制,企业对未来缺乏投资信心,个人也出于防卫意识而抑制消费。因此,为保持稳定就业,政府的政策目标是顺利推销国债。但在经济低速增长期,国债发行是困难的,日本的认购银行团感到资金周转的困难,于是形成了长期公开国债的流通市场。可以说它的形成对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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