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斌: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双重互构”逻辑——毛泽东 “民主新路”探索及其新时代启示

陈晓斌 2019-04-12 浏览:
建国后毛泽东对“民主新路”的战略探索是连续而系统的,展现了独特的理论逻辑。依据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的话语表达和历史实践,这一理论逻辑可作如下概括: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本质上属于“双重互构”的关系,一方面,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由此才能避免把民主当作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博弈过程;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由此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社会主义的应有价值。从这一理论逻辑去理解毛泽东的“民主新路”战略探索,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晓斌: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双重互构”逻辑——毛泽东 “民主新路”探索及其新时代启示

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大课题。近年来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有一种将人民民主从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价值追求中抽离出来进行工具化、技术化和中立化设计的政治思维。这种政治思维值得我们仔细甄别。毫无疑问,人民民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都需要更加合理有效的改革与设计。然而,这种“改革与设计”并不能抹杀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性差异。

事实上,在建国后推进“民主新路”的历史实践中,毛泽东的战略探索就展现出独特的理论逻辑,概而言之即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民主化。同时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也要求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这里的“民主化”指的就是“人民民主”。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政治思维中,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本质上属于“双重互构”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把人民民主错误地理解为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博弈过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才能避免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利益集团,并由此逐渐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社会主义的应有价值。

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

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维来看,近代西方民主制的基本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发展,基本原则是在“人民主权”的旗帜下将竞争规则引入政治领域,以期消除政治领域中的权力垄断。然而,这种政治竞争表面上是平等的公民之间的自由竞争,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市民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行为,其结果不仅导致“人民主权”的虚拟化,而且导致民主政治蜕变成为各种私人利益的角逐场。由此可见,要使民主制能够在政治领域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必须使民主制脱离利益分立的市民社会基础,消灭任凭私人利益在政治上发挥消极作用的市民社会条件,也就是必须消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状况。基于这种政治思维,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必须坚持“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这实质上就是要求改造市民社会,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建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此奠定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的战略探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维方式。建国后,毛泽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治承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作为建政和立政的理论基础,着力于推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改组,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构将人民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是从‘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某种‘现代经济’分工合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意识;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也即‘私有经济’)中‘解放’出来,从‘集体经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平等和公正。”换言之,就是通过改造包含着对抗性、分离性因素的经济关系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实现人民的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使全体人民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主导者。由是观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社会经济结构重新改组的实践探索本质上就蕴含着对人民民主的战略推进,这是社会主义经济逻辑与人民民主政治逻辑相统一的鲜明体现。

在毛泽东的理论视野中,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制从根本上难以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实际地享有真实的民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须依赖于组织起来的人民对于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体管理和支配,因而只有建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是人民民主得以扩展的根本途径。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深切地认识到,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都是实行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孤立的、落后的个体生产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是使得农民群众陷入永远穷苦的关键因素。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若要克服这种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就必须逐渐实行集体化经营,而经过合作社则是实行集体化经营的根本道路。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土地革命造就的“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和现存的“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毛泽东认为应当进一步实行“组织起来”,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从1951年支持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开始,毛泽东就已在设想和探索逐步改造“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这种探索后来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把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一方面在农村逐步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在城市推行公私合营,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使“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由此走上了消灭“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又规定,要“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进一步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且,与这一新的经济基础相应,毛泽东在分配方式上坚持限制和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各阶层之间的差别,尤其突出了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要求:

来源 : 现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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