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铭:简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兼评“德育非政治化”的观点

田心铭 2019-04-09 浏览:
有论者提出,“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以此作为他们所谓的“宪政改革”在教育方面的纲领,并明确表示其目的是反对“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说教”,要“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等,这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为我们提供了德育不可能“非政治化”的一个例证。“党化教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诬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除了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根本不需要,因而实际上也不存在维护一党私利的什么“党化教育”。

田心铭:简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兼评“德育非政治化”的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已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之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联系已经发生的争论作初步探讨。

一、从几个相关概念谈起

概念是浓缩了的判断,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歧往往通过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表现出来。我们就从几个相关概念谈起。

关于“德育”。在我国的教育方针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用“德”来表述的。对“德育”的不同理解,表现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看法。关于德育的内容,存在着“两要素”说(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三要素”说(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五要素”说(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不同的学术观点。[1](P310-312)也有论者提出,德育只能是道德教育,我国现实中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内容包括在德育之内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样不能与国际“接轨”,导致了“学校德育的政治化”,而这“正是实际德育工作存在的最大弊端”。[2](P1-6)

关于“公民教育”。有论者认为,概括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应采用“公民教育”的概念。因为“公民教育具有较强的中性色彩,它不是强调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培养‘接班人’,而是为社会培养下一代(公民)”,这样有助于克服“政治化问题”。[2](P5)

关于“党化教育”。有人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称为“党化教育”,指责它是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是“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论者提出要“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而“公民教育”的原则是“普世原则”。

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明显表现出不同观点的分歧,其中有些是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问题。对相关的观点,笔者将结合本文各部分的议题作一些讨论。

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如此。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分歧,是同秉持不同的方法论原则直接相关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把它当作学科来建设,就要追求科学化。但是,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实际存在着不同理解。在有些论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科学化,就要与国际“接轨”。他们离开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环境、实际内容和具体实践去讨论问题,试图提出某种不带有国家、民族、历史、阶级的局限性的范畴、规律、原则、方法,追求由这样的概念和命题构成的普遍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理论体系。其结果,往往是到西方去寻求理论根据,不加分析地从西方的哲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学科中搬来各种概念、术语,并借此显示自己论著的学术性和普遍适用性。这种做法隐含着对其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解:似乎存在着某种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要去研究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一般”的规律和方法。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所特有的,它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被搬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来了。

笔者认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们所从事的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什么“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事实上只有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存在某种超越历史、超越社会根本制度的“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又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它所灌输和倡导的思想内容,虽然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就其本质或整体而言,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层面说,试图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一般”,建立普遍适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际上是从假设的一般“社会”、一般“人”出发的,走的是唯物史观产生之前社会历史研究的老路。唯心史观支配下的主观社会学从假设的“人的本性”出发,去研究“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而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中的变革,就是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的议论,专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那些关于“一般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是把历史上特定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范畴普遍化、永恒化,因为“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3](P174)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那些试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一般”社会理论的努力,结果总是以搬来西方的某种理论为归宿。

来源 :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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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铭
田心铭
北京大学教授、原《高校理论战线》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