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忠: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探索再反思

徐俊忠 2019-04-09 浏览:
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是毛泽东生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战略发生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国家工业化压力空前的基本国情。其内容的根本构成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的过程,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与挫折的探索过程。透过弥漫的历史烟云,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探索,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难得的经验借鉴和思想准备。尤其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必须推进“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倡导,关于中国农村“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的重要思想,更是对于这一战略探索合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该课题研究历经多年。由于某些具体原因,本文的某些内容,曾经独立成篇地发表于不同刊物。但本文毕竟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心得,笔者一直希望它能够有个完整发表的机会,以便与学界同行分享、切磋和接受批评。

徐俊忠: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探索再反思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变更,人们曾经对于毛泽东时期的农治思想与实践有过长时间的反思。然而,人们的思维任何时候都是时代的产物。实际的历史与历史的实际都反复证明着历史辩证法的一个基本道理:只有经过两次反思,人们才有可能达成对于复杂历史的郑重、全面的认识。自从小岗村模式泛化以后,我国农村开始了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时期的实践过程。许多人一开始也相信这一模式可以引导中国走出一条农村复兴之路。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不断走向市场化过程的深入,一家一户耕种若干块碎片化土地的小农,无法被接纳进市场体系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社会各种紧张和矛盾随之出现。尤其随着农民难以依靠那个极端碎片化的小土地而安稳过日子,青壮劳动力弃耕进城打工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留守问题、城乡社会问题等,都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治理之路,包括重新反思毛泽东时期农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时下,“乡村振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重要战略,全面地理性地总结新中国的农治经验,以便全面地继承其中的积极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甚至陷于泥淖,就显得意义更加突出。

一、新中国农治何以只能走组织化之路?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自觉的价值理想和自觉的哲学思维的政治家。立足实际和引导历史发展,是他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这使其在对于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决策时,都十分注重既要从实际出发,又不消极地屈从于既有条件而无所作为。只有合理地把握两者的张力,才能使治理合目的性地顺利进行。

中国的农业,向来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农业劳动为业、为生的农民,不仅数量巨大,人均可耕土地很少,而且农业生产条件包括水利设施、农具、农肥、农技等都十分落后,加上灾荒频繁,农产品,尤其粮、棉、油等带战略意义的农产品的产量不高,产品的商品率低下。这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农治的先在性基础。

在这样的基础上,农治政策的选择是存在着多种可能的。一种是回到经验和历史。这就是让农村既有阶层的人群,包括地主、富农、中农与贫农,以及失地农民并存相依,自由发展。另一种是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框架内,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要求,并让农民包括富农与其他阶层的个体农民,各自自由发展。

显然,前者直接背离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承诺,也无法根除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和社会革命频繁发生的根源问题,因而不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进行农治的方案选择。后者虽然能使广大农民有地可耕,满足于一时的生息休养,符合农民当下的利益诉求,但这实际上仍然是对中国千百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小生产单位模式的延续,而且还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与农户数量的增加使得这样的小生产单位拥有的土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它不仅无法适应和支撑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开展的要求,甚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永远陷于贫穷的状态,还可能成为农村社会延续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报告,就明确地指出: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因此,它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所执持的农治战略性方案。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农治战略及其理论,在建国前后都有过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论述。

早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有过被后人称为“延安模式”的治理实践。

被称为“延安模式”的治理,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结束后,在陕甘宁边区所实施的社会治理。当时的边区,外部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也有国民党严厉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内部地广民稀,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民力脆弱。但同时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大批军政文卫人员的汇集地,财政负担十分繁重。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毛泽东指出:

【“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3-894页。]】

“延安模式”的治理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概括而言,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1)在农村实行普遍的减租减息政策。以此减轻农民负担,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度。(2)致力于组织群众,建立基于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互助合作机制。获取合作形成的合力与叠加效应,培植社会合作精神,克服农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况,为社会改造与建设创造必要的基础。(3)推动开荒、屯田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扩大生产规模,改良生产条件,拓展种植品种(尤其引进棉花种植),改进农耕工具与技术。(4)实施“军农、政农一体”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全体军政和公教人员要参与生产劳动,还动员广大妇女等历史上不参与田间劳动的半劳动力参与生产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倡导“劳动光荣”,空前提高劳动者的社会荣誉和地位。(5)开展多种经营。在对农业倡导精耕细作,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工业与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等,基本形成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2页。]的产业格局。(6)建立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状况。要求每个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收支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采用成本会计制,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对工厂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克服工厂机关化,“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3页。];克服纪律松懈状态,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 毛泽东指出:“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懒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之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4页。]改善职工会的工作,组织行政、支部和工会“三位一体”的委员会,共同确保生产按照“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方向发展;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等等。(7)实施社会改良与社会建设,主要包括扶贫济困,安置难民、灾民;建立以警戒地方治安、保卫地方政权、清剿敌探与土匪为主要任务的抗日自卫军;查禁烟毒,改造“二流子”;推广全民卫生运动;开展包括废除妇女缠脚陋习、倡导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参政议政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形式多样的民众教育,包括扫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国民教育以及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等等。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特别指出:

来源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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