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伯恩施坦如何全面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重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陈学明 2019-04-08 浏览: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全面的修正。这一修正绝非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考察了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系统的否定和修正。

陈学明:伯恩施坦如何全面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重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自1899年伯恩施坦推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来,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而不是继承者这一点,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人们即使肯定伯恩施坦,也不是在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意义上说的。但是事过一个多世纪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共产党是执政党的中国,却有人把伯恩施坦说成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这实在有点儿令人费解。人们可以对伯恩施坦进行重新评价,甚至重新肯定他当年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但用不着通过把他所说成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在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后,再把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既亵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歪曲了伯恩施坦。过去是这样,现在则更是如此。

伯恩施坦在他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是要公开地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否定与修正是丁一确二、彰明昭著的,而不是拐弯抹角、支吾其词的。他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1]。他还说以前“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了,可以直率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2]。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的《共产党宣言》明显是一部其基本观点已过时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3]。

伯恩施坦是不是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恩施坦是不是还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全部取决于他是在全面推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还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过时的前提下做出自己的理论阐述的。显然,伯恩施坦在进行自己的理论阐述时把马克思主义已全面失去“效用”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他所做的并不是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修正和发展,而是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并在此基础上推翻它,“另砌炉灶”。

下面我们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考察一下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是如何全面、系统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与修正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并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和怎样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4]。基于这一认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与修正,就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集中于批判这一学说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论述。他说:“关于唯物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5]在他看来,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谬误的就是这一学说强调要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完整表述是一段“独断的措辞”。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6]。他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的这种独断在《资本论》中有同样的表现。当马克思说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时,竟然把这种规律描述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7]。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葬前演说中曾经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揭示,视为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而伯恩施坦对唯物史观所要否定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与先前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做法一样,伯恩施坦在批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之时,常常抬出恩格斯,借助“恩格斯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的片面性”。在他看来,还在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的不一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动的最后原因”不应当在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是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最后原因”除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等等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8]。在他看来,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更是直接反对马克思把历史的发展最终归结于经济的变革的观点。他引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在历史的进程中“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9]的论述,指出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这里“更进一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10]。事实上,伯恩施坦在这里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只是单纯地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恩格斯则更注意非经济的

来源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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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