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分流(3):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导致中日大分流

贾根良 2019-03-17 浏览: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在东亚建立殖民地,而是在于它在国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的改革活动,这包括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这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性或主要的因素。下面就是对中日两国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制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简单比较。

中日大分流(3):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导致中日大分流

第二节的讨论已经说明,日本迫切地需要侵略朝鲜和中国,以便为其工业发展提供生死攸关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这是日本在关税自主权丧失情况下寻找的一种替代性道路。但是,如果日本丧失了其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日本的明治维新还会成功吗?而在关税自主权丧失情况下,日本还能保护其民族经济吗?想必这是每位读者都要提出的问题。本节旨在于回答这些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并不完全是出于摆脱西方列强对其通过国内市场发展工业所面临的重压而寻找替代性的工业品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旧殖民主义时代,后发国家崛起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证本国新生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从而使之成为本国工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重压,日本也会走上侵华的道路,这是资本主义建立殖民地的本性使然。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在东亚建立殖民地,而是在于它在国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的改革活动,这包括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这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性或主要的因素。下面就是对中日两国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制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简单比较。

首先,虽然日本和满清同样是关税不独立,但日本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满清在相当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日本在保护国内市场上还是相当成功的。清日两国虽然被迫都是只征收5%的关税,但在满清,由于海关为外国人所把持和走私等因素,征收的税率实际上连5%的一半都不到;与清政府允许外国商人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不同,日本只限于外国商人在日本通商口岸销售工业制成品,发达国家的工业品销售受到极大限制,这就为日本新生工业保留了相当大的国内市场。1886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风波为日本对内地市场的保护提供了历史证据。与满清政府不同,日本在取消包括关税不自主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和西方列强谈判修改条约的事情。1885年12月,井上馨在就任首届外务大臣后,就提出了新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案,希望通过“给予外国人在内地自由旅行、居住、占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的权利”的开放内地措施换取西方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井上馨的这一方案遭到了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在资本和技术上都占有优越地位的外国人一旦进入内地,则正在发展中的日本工商业马上就会在竞争中败给外国人,因此,从保护日本工商业的观点来说,开放内地为时过早。”[1]在这种反对浪潮冲击下,井上馨的修改条约方案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其次,对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关税不自主的情况下,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就成为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外国商人不能到达内地,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买办利益阶层生存的土壤,而对于已经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明治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支持日资企业,把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过扶植和资助三菱汽船会社,在19世纪70年代打败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大海运公司“P· O”公司,把外国势力全部从日本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了。但与日本对外资的态度不同,满清政府的目标却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稍分洋商之利”,并给予洋商、洋货在内地市场等诸多方面的“超国民待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曾对此大加痛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满清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不仅使这两家外资企业的实力大大超过轮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垄断性质扼杀了其它民族资本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可能。[2]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这种依附于西方列强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其教训值得我们对目前依赖外资的“新洋务运动”做出深刻反思。[3]

再次,日本建立起了对其主权信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家银行体系,掌控着本国金融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融资、产品定价权,为其工业化融资和国家财政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而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通过洋买办控制和支配了满清政府的货币金融主权及其金融市场,从而控制了晚清的经济命脉,导致其工业化缺乏资金、财政税收主权丧失、国内市场四分五裂和外资对其经济的支配。国家银行制度的核心是中央政府拥有唯一的货币发行权,货币发行权不仅可以通过银行体系特别是作为“法币”的纸币发行为工业化融资提供成倍的信贷创造,而且还可以通过铸币税收入为国家财政提供巨额“免费午餐”,这是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有关“国家银行”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在美国内战期间通过不以金银为基础的“绿背纸币”发行得到了实行,而“绿背纸币”为工业保护主义的北方打赢战争提供了关键性的财政经济基础。作为日本天皇的顾问,帕申·史密斯建议日本建立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基础的日本中央银行,伊藤博文通过对美国财政金融体系的考察,极力支持帕申·史密斯的建议。日本除了建立中央银行,还通过建立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基础的横滨正金银行,夺回了对外贸易的融资和产品定价权。其结果是,尽管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国银行共有资本金2亿两,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体系的总和,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尽管外国银行的实力超级雄厚,但在日本开拓市场始终举步维艰。到20世纪初,最早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除了汇丰之外,已经­全部倒闭或退出了日本。……(而汇丰银行)也已经被挤压到了外贸和国际汇兑等狭小的领域,非但无力染指日本的货币发行权,连进入日本市场的普通业务都寸步难行。”[4]反观满清政府,不仅缺乏统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货币制度极其混乱,无法运用银行信贷和国债市场(例如昭信股票发行的失败)为其洋务运动和国家财政提供融资,由此大借洋债(以及巨额赔款)导致了财政税收、铁路矿山等经济主权的丧失,而且,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其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例如,仅汇丰银行一家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满清政府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当时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国内存贷款都主要依赖汇丰银行,该银行还拥有在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控制和支配着晚清的货币金融体系。

最后,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不同,满清则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走向四分五裂,地方政府日益独立于中央,国内市场分割空前加剧,这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近代史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面临两大历史重任:一是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保护本国幼稚工业并在他国建立本国制造业所支配的原材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二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并为了实现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把地方性的、行会支配的区域市场转变为高度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在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看来,统一市场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满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是有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依田熹家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日益走向分裂,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满清未能形成统一国内市场,导致了买办资本和地方政府的日益独立,以此为基础的清王朝实际上并不是封建专制国家,而是一种“变形领主制”国家。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到辛亥革命后,各地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北伐革命,中国才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最后,通过新民主义革命完成了统一。”[5]依田熹家主要用日本统一市场形成于明治维新前和当时交通手段落后导致国土广大的中国无法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对此进行解释,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因素则是由于满清政府在奉送货币金融主权给外国资本和财政税收主权丧失的情况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得不将军权和财权大幅度下放地方政府,其中由此产生的厘金等才是导致国内市场严重分割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梁启超才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知有洋务而不有国务”。发动甲午战争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洞若观火:“昔日本将构衅于中国,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国之大,疑势力之不敌者。日首相伊藤博文曰‘中国名为一国,实为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6]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1]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5页。

[2]江秀平:《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贾根良:《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卷2014年第6期转载全文转载。

[4]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5]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21页。

[6]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转引自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页。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授权察网发布

来源 : 贾根良经济学
察网 CW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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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