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刘卓 2019-03-11 浏览: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 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 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 在作家 “自我” 转变 “他者” 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 “非制度” 基础。

刘卓:“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延安文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家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依托于这一框架,产生了不同的阐释路径,以丁玲研究为例,一种是将其转变视为是知识分子改造的结果[1],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五四”的女儿,以延安时期作为受压抑的、屈从的时期。[2]后一阐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叙述,即知识分子受难、归来的作家等表述有很密切的关系。很显然,这两种形象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丁玲的复杂性。这并不是一个个案,对那些当时奔赴延安、经历了延安整风、此后仍对革命矢志不渝的作家来说,他们复杂的精神历程无法在个人自由与组织宰制这一二元对立框架中获得有效的阐释,由对阐释框架的缺陷而产生的反思已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3]

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钩沉这些投身革命作家的历程的内在复杂性,即其对延安的认同并不是改造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的追求①,另外一部分着眼于丁玲与当时的体制之间的主动的参与② 。

上述的分析中有一个共识,即以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分水岭,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的组织性加强;分歧在于如何认定座谈会后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即延安文艺生产是否是高度组织化的、一种有悖于作家个人创作自由的生产方式,等。下面的思考尝试就延安文艺体制的基础做一点辨析:它的组织性来源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被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之所以能够以党建经验中的“群众观点”转化为文艺体制的基础,原因之一是与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即它是将文化人纳入到革命力量内部, 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在这个脉络里,延安文艺体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制,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延安文艺体制的形成过程也是作家主体成长的过程。“群众” 这一角色作为作家“自我” 认知和转变的“他者” 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 “非制度” 意义上的基础。

延安文艺的发生并不是植根于其当地原有的文脉,而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是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创建, 在短时间聚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后出现的。延安文艺的初期往往被视为延安与文化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时期,这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时延安成立了大量的社团和文化组织,另一个是当时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因而被称之为1940 年前后延安出现的“新景观”[4] 。

这一提法为此后的很多研究所继承, 其中所隐含的预设也因而放大。以 《宝塔山下交响乐——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 为例, 这是一本研究延安时期文学团体的专著, 其论述的主要脉络是延安时期的文学社团从繁盛到消歇的过程,繁盛的原因在于,“张闻天担任宣传部长期间,采取了以‘文化’为重心,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思路,并相应地为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制定了诸多具体的相对自由、宽松的组织关系政策以及以创作、研究为本位的文化追求目标” ,因而 ,“极大地激发了延安文化组织的萌生和发展,形成了1940—1941年延安文学团体、文化活动繁盛的局面”[5]274;与之相对照,“随着延安思想整风运动,政治审干运动的大规模展开,1942 年下半年以后,中宣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调整了文化人文化团体政策,文化团体解散、重组,文化人下乡, 转变创作方向,文学历史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5]276 。

就大的叙述框架而言,它是一个历时性的勾勒,它所基于的预设是多种形式的文学社团才是适合文化人特点、保证文化自由的现代形式,进而言之,这些文学社团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5]3 ,在这个脉络中,文学社团是与文艺组织即文化工作委员会有着紧张关系的。延安前期的文艺社团的成立, 在狭义上而言与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在广义上而言与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20—30 年代时期的文化人结社聚集、发表作品所依托的环境是现代的新闻、出版市场,到了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即便是相对松散的文化人团体也被组织在抗战救国的政治动员框架之内。

以书中所举的“文抗” 为例,就其组织脉络而言,它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它依然可以承担“向社会发出抗议或改革的声音” ①,但是它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联络和团结边区和全国的文艺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②,这一把握是与全国文抗的宗旨相一致的。换言之,在延安前期,共产党对于文学社团维持着相对松散的、 间接的管理关系。

来源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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