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陈晋 2019-03-09 浏览: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培育、形成和发展,从三个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一是,他以自己的精神风范,影响和带动了党内良好作风的形成,诸如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鲜明个性,从人民群众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坚定立场,善于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的领导方法等等。二是,他根据实践创造的需要,通过贴近时代要求的重大决策,引领和强化了党的精神建设。比如,革命胜利的时候,及时提出“两个务必”以提醒全党;新中国成立后,反复强调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等等。三是,他注重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来培育和塑造党的精神。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理论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当中,直接而深入地阐述党的精神建设的经典文献,也不在少数,比如,他写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经”。

陈晋: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回望、重温初心和使命,总结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历史和经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设上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两次参观考察,在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作了政治宣示,主题就是一个,重温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第一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那里参观了“复兴之路”的展览,回望中国人民17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经历,把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明确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进一步把中国梦提炼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地方,是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一座石库门建筑,以及由此往西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嘉兴南湖。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先后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习近平形象地把一大会址比作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把浙江嘉兴的红船比作我们党的“母亲船”。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在新时代的这两次宣示,促使人们思考,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我们怎样一路风雨兼程,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这样一些理论话题。弄清这些问题,难免会从毛泽东的奋斗心迹说起。

从“为什么出发”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是从上海的那座石库门和浙江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出发的。为了这次远航,他此前作了很多思考和选择。

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明确表达自己“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1]的朴素愿望。这年冬天,他和十几个年纪相仿的青年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2]。由此,他们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宗旨,后来又加上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这些抱负,很自然地成为向上向善的青年人走向未来最朴素的初心和使命。

如果说,这些想法还比较朴素和抽象的话,那么,随着五四运动大潮的展开,青年毛泽东的思考越来越具体了。他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并求得“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解放”和“自由”[3]。

有了这些良好的初心和使命,还要有正确的道路,才能更好地为之奋斗。面对“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4]的现状,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了解各种社会思潮,研究各种理论和主义,极力寻找各种“补救的方法”和“改造的方法”。他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驻足、探访、体验、辨别了许多“思想房间”。他曾详列出当时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71项144个问题寄给各地朋友,以期共同研究、寻找答案。这些问题大到“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教育普及”“东西方文明会合”等,小到“不搞惩罚式教育”“私生儿待遇”“男女同校”[5]等。他还主张“谋各省的分建设”[6],以“建设小地方”进而“建设大国家”[7],实行联省自治。然而“知者绝少”,“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于是,毛泽东遂又另辟教育救国的道路。1920年11月,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决计“顿湘两年”,专心从事在他看来是自己“职业”的教育工作[8]。

结果怎样?在“诸路皆走不通”的苦闷和求索中,青年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9]。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义了新民学会的目标和实现方法,那就是,“先要组织共产党”,用“俄国式的革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10]。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一口气列出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利弊,毛泽东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1]。二十天后,毛泽东在给好友蔡和森的信中,再次表明,“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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