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借鉴美国经验在相关部委创建高级研究计划局

贾根良 2019-03-06 浏览:
英美国家学者揭秘了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强有力干预绝不亚于我国“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如果没有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政府机构对创新的全盘统筹和引领作用,那么,今天的互联网、GPS、苹果智能手机、合金材料、远程手术医疗等几乎所有突破性创新都不可能产生,这些学者还指出,美国刻意隐瞒了这种真相。

贾根良:借鉴美国经验在相关部委创建高级研究计划局

【作者按:为了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在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亟需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但目前国内在这些方面的认识上仍存在许多误区。美国对科技创新的强有力政府干预打破了这些误区,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任务导向型、市场化项目运作制、发挥军事和航天等尖端技术对民用技术的引领作用(军民融合)。作为体制创新,笔者建议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将能源局升格为能源部,并在科技部、工信部、国资委、能源部、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航天局和国家安全部等国家部委创建高级研究计划局,统筹协调与美国等国家在重大核心技术和前瞻性突破创新上的全面竞争。

初稿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要报》2017年第3期(总第125期)报送内参,修改稿发表于《改革内参》2019年第9期。 本次发布略有修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在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6年5月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指出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开发重大战略性产品,在国家战略优先领域率先实现跨越。

与单一国有制和计划体制下“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不同,如何建立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这一问题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另一关键是“市场重于技术”)。值得说明的是,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而且与军工密切相关,与我国“两弹一星”一样,美国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美国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却是来自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举国体制——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1957年10月,苏联先后将“伴侣号”等两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标志着苏联航天技术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经超越美国,美国以核武器优势抵消苏联常规军队和武器优势的“第一次抵消战略”正式失败,美国为之举国震惊,朝野陷入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改组其军工体制,成立了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Linda Weiss,2014)。

美国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不仅包括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而且也包括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这种军民融合的体制将信息、生物、能源、纳米和材料等几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纳入了“国家安全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美国的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就我国科技创新体制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来说,如何处理好市场创造资源与举国体制、军事与民用、基础科研与创新商业化三大关系问题,是建立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但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国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误区。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马祖卡托的畅销书《企业家型国家:揭穿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和布罗克主编的英文著作:《国家创新:美国政府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有力地破除了这些误区。

目前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特别是两者在创新方面的作用上存在许多神话。例如,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公共部门是低效、迟滞的,私人部门是富有活力的,企业是创新主体。但前述两本英文著作的研究却揭示出,苹果手机背后的任何一项关键技术都是获得了政府资助的,虽然近年美国苹果公司在各类“全球最具创新精神企业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布洛克的书揭示,在1971年至2006年间,在被《研发杂志》的年度奖选中的88项最重要的创新之中,有77项——或者说其中的88%——都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提供的研究支持。此外,生物制药产业75%的新发明出自依靠公共资金维持运行的实验室。又如,另一个流行的神话则是风险资本是创新的开拓者,但前述两本英文著作却揭示出,风险资本经常是在政府投资并承担创新的主要风险之后才进入的。奥尔斯瓦尔德和布兰斯科姆的研究证实:政府对发展初期的技术企业提供的融资相当于“创业天使”的全部投资,而且大约为私人风险资本投资额的2—8倍。

来源 : 贾根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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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