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正视矛盾,建立新时代的企业评价导向体系

紫虬 2019-02-28 浏览:
股份制脱离了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就质变为按资分配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9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在“抓大放小”中“卖光、送光”中小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实施了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说,这是因为在实用主义思想方法之下,受新自由主义诱导,所导致的传统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此消彼涨,是一种阶段性的矛盾形式。那么,尊重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借鉴大型跨国公司华为“劳动收益优先于资本”的原则,成为实质上转化劳资矛盾的新阶段。处在中国企业金字塔中下层,占据数量主体的中小企业,通过学习华为以及美国中小企业员工持股的经验,才能坚定地走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道路,这是中国当下各种所有制企业应对即将进入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劳动阶级的先锋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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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国企抓大放小以来,我们与国际接轨,衡量企业的竞争力、成长性,以加入《福布斯》或《财富》等排名的世界500强为荣。其中以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四项指标为权重,综合后排名的《福布斯》排名被媒体认为“客观”“全面”。

《福布斯》杂志的座右铭是“资本主义工具”(The Capitalist Tool),杂志宗旨是“创业精神、创富工具”。报道内容立场侧重于美国共和党保守派。

这些排行榜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具有传统的重大影响力,如同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天经地义,就像我们每天掏钱购买柴米油盐,十分自然,它没有企业所有权区别,从生产力计量的角度,任何企业自然要接受衡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国际市场经济只考虑企业的股东权益:从利润到产生利润的企业规模,以及上市的信用价值。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化发展,在企业运行越来越显现资本主义股东至上对大数据时代生产力的约束之际,有必要对其改革创新。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评价股份制中公有性质的共有企业时说: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

二、矛盾导向

从近几十年的现实来看,马克思所批判的按资分配生产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缺点”,五花八门。对于历史上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而且曾经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心城市的国度来说,几十年来中国人大开了眼界。这些“缺点”对公有企业有哪些影响呢?不完全列举,至少有五个方面。当然,这是与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长足进步,国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产生的,这是我们正视问题,贯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矛盾导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基础。

1.股东至上,导致损害客户和社会利益,创新不足

例如最近北京同仁堂深陷“蜂蜜门”事件,用回收蜂蜜作为原料生产蜂蜜、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2019年伊始有了处理结果:罚没1408万元、吊销子公司经营许可证、高层调整。例如一些公有企业同样参与违法超标排污,2005年至2010年4月,“国电集团共有45条环境违法记录,涉及数十个分公司(财经_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402/2006238.shtml)”。国有通信公司、银行在多年的市场变化中,创新不足,不能比微信、QQ在即时通讯和网络支付上创造更多客户价值,服务功能受到激烈竞争,若不迎头赶上,适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势,就避免不了萎缩的趋势。

这种股东至上的唯利是图,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偷换为资本主义的股东至上,不仅损害客户利益,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鼓励公有企业依赖垄断,鼓励非公企业追逐暴富快钱,不思进取,影响企业创新发展,从而削弱企业市场竞争力。之所以产生这类问题,其原因恰恰是诸如某些人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价值观、市场观,顶礼膜拜私有产权逻辑,把股东权益至上作为“金科玉律”,其损害客户的后果却反过来又被用作公有制歧视的依据。

2.资本市场上的同流合污

在我国资本市场形成、发展中,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从“琼民源”、“银广夏”、“麦科特”到“科龙电器”等等,欺骗中小股东,“内部人控制”现象前仆后继,在上市公司中尤其普遍。这些丑陋现象,多数情况下都有公有资本参与。按资本法则,自然而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页)”,对这种无论何种所有制的资本运作现象,马克思的评价是,“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同上,498页)。”中国股民调侃的“鳄鱼进去,壁虎出来;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满面红光进去,鼻青脸肿出来;小康家庭进去,五保特困出来”正是如此写照。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开会要求,“要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矛头直指我国企业界的痼疾,其意义不亚于吏治反腐。

3.化公为私的合法化运作

90年代以来,通过驾驭资本要素,配置市场资源取得很大成就,也存在着对资本市场中股权叠加、交叉、嵌入等复杂股权结构所掩盖的私人资本的认识混乱,忽视了马克思揭示的非公股份制是“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把股份制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时的社会性混淆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性,导致对蚕食、鲸吞公有资本放松警惕。在通钢事件、宿迁公立医院出售等改制或混改中,存在着恶意压低国有资产价值,以远低于资产现时或未来价值的价格作价入股或出售,类似情况成为企业改制“改革”的常见现象。这些犯罪行为的主要责任人,往往是因为决策者人性腐败、违反纪律而被处置,而化公为私的罪恶却没有得到路线、政策上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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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