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孟庆延 2019-02-13 浏览: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历史意涵: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阐释当时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革命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既往关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或者只将其作为材料而忽略其背后的产生过程,或者受限于传统“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而忽略其实质意义。本文以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苏区时期从事的主要农村调查实践与文本为核心考察对象,综合运用档案文件、回忆录、年谱、地方史志等多种材料,在社会思潮史、地域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理解为一种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重要政治传统,重新梳理其发生学过程,归纳其实践特征与运行逻辑。

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做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1982a:21)

上述引文出自1941年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一文。20世纪40年代是毛泽东系统整理其农村调查的关键时期,他编纂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项工作特别是农村工作的理论工具,也构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主持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工作,在其革命实践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强调乡村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并在其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开设了有关调查研究的课程;在开拓赣南闽西苏区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农村调查,并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文本。调查研究并不只是了解中国乡村实际状况的工作方式,同时也是反对“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武器。①由此,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实践特征是什么?如何理解其农村调查的思想与实践?这是革命政党了解中国乡村实际情况的工作方法,还是澄清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抑或同时具有上述意涵?笔者尝试从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审视。

其一,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清末以来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开始引入新的知识系统与技术手段来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症结进行分析与诊断,依托统计学为核心的社会调查运动是其中重要的方面,②其本质上是将外来理论转化为调查实践,并对当时的中国乡村给出诊断。陈翰笙等学者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的结论都直接参与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之中(参见温乐群、黄冬娅,2004),以大规模农村调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钱俊瑞,1982:20-23)。那么,毛泽东农村调查是如何将理论体系转化为具体的调查策略与概念工具,并给出具体解决策略的?它又与其他社会调查有何异同?

其二,应星曾运用“德治”(virtuocracy)概念和权力配置(dispositif)的视域来分析新中国的治理技术与治理架构(参见应星,2009;马学军、应星,2016),尽管该研究处理的是1949年后集体化时代的治理技术问题,但它提示我们思考,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思想与实践是否同样具有权力配置的历史意涵。林东(Lam,2011)曾指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兴起的各种社会调查运动,既有浓重的学术色彩,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动员与治理技术。由此,我们可以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上,在整体社会思潮、具体历史背景、微观社会实践三重维度下理解毛泽东农村调查,呈现其形成过程与历史效果,并揭示其实践特征。

其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群众路线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三个重要维度。其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对群众路线的典型概括。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又与群众路线有着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向农民解释革命政党的方针与政策。农民有着自己本身的诉求,又会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活经历带入革命实践中来。当这些个体化的情感体验与革命政党的具体政策产生张力的时候,革命政党如何既准确掌握群众的具体诉求,又让农民理解具体政策?革命政党采取何种方式弥合其中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思想与实践起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将阶级概念作用于当时的乡村社会之中,通过具体的土地革命和阶级划分完成了对原有乡村社会秩序的颠覆与再造(参见孟庆延,2014)。

综上,理解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方式的源起、演化与成形过程,不仅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在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对乡村社会改造的重要维度,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尽管调查研究直到延安时期才经由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论”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其具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在本文中,笔者将在梳理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及其所产生的调查文本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其农村调查思想的形成、演化与实践,分析其实践机制与内在意涵。

一、对既有研究的回顾

在既往的学术研究中,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学科视野。在党史研究领域,对该主题的讨论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以及整个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对具体土地政策的“左”或“右”进行判定(参见罗平汉,2009)。在社会经济史视域下,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本被作为理解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材料加以对待:曹树基(2012)依循《寻乌调查》提供的线索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进行了讨论;温锐、陈涛(2015)结合《寻乌调查》以及地方史志材料对清末民初赣南地区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突破了既往“阶级关系对立”的单一认识。同时,亦有学者对共产党开展的其他调查研究进行了考察,张玮(2009)以1942年张闻天农村调查为中心,分析了战争和中共减租政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孟庆延(2017)通过对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革命干部的考察,揭示了早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践经验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式的影响。

来源 : 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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