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风的鲜明特点

徐元鸿 2019-02-10 浏览:
掌握具体情况离不开亲自调查,这是毛泽东搞调查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亲自调查研究的机会,甚至包括吃饭、读书、散步等零碎的时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讲到调查的技术时指出,搞调查“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原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问题,把改文风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文章大家,研究学习毛泽东文风,对于新形势下改进文风、转变作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为此我们邀请《毛泽东文风》一书的作者徐元鸿撰写系列文章,解读毛泽东的文风,供从事宣传文字工作的同志学习参考。 】

毛泽东文风的鲜明特点

自己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也是写文章的一生。学习研究毛泽东文风,首要的是学习毛泽东自己动手写文章的一贯作风。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在井冈山八角楼的煤油灯下,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上,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写下了成千上万篇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著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明确记载:“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据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当年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那时延安地区没有电,晚上毛泽东写文章时点着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跳动,眼睛很容易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眼睛,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常常是沾上了一层烟尘。

需要时以他人名义写。毛泽东写文章是为了事业,而非个人名利,为革命工作需要,他经常以他人名义写文章。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就是毛泽东以中央宣传部名义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毛泽东还经常视形势需要,为新华社或以新华社名义撰写文章,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战争年代为配合重大战役行动所写的及时而有力的军事报道。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的同时,也指导新华社对重大战役的报道。如1948年1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消息《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把解放战争和历史典故绝妙结合,反映了我军在胜利进军中势如破竹的气势。1949年1月起,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写的《评战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系列评论,像一发发精准炮弹,有力配合了我们党同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此外,毛泽东还经常以发言人、部下名义撰写文章。如1948年3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名义起草《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加强部队教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审批的文电精心改写。毛泽东对经手的文电非常认真,凡有必要都亲自修改,这是对文字负责,更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一是标题改到有吸引力。毛泽东曾多次推敲、一改再改被称为“中国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大部分标题,把一些冗长标题改得生动有力。如将32个字的原标题《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仅9个字,却简明切题。二是论据改到无懈可击。1939年初,国共两党摩擦增多,党中央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蒋介石以至国民党师长、专员等发了许多文电。这些文电基本都是毛泽东字斟句酌、亲自审改。在修改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增加“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摩擦,上面是有根源的。三是核心要点改到具体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时,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改写的这3句话,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写文章要以群众愿意看为根本

文章要自己写,但不能自说自话,要时刻以群众为中心。毛泽东的文章,讲的都是大道理,群众之所以愿意看,是因为看得懂、看得到实际利益和现实希望。

让群众看得懂。让群众看懂文章的道理,是检验文章实际效果的最终标准。一要多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毛泽东善于与群众说话,听众不同,说话方式也因人而异。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时,毛泽东特别重视用农民接受的语言,如讲打倒帝国主义时,说“打倒洋财东”,农民一听就懂。在跟地方交流时多用本地土话。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撰写《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要求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与少数民族交流时多讲民族语言。1959年5月7日,毛泽东会见来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人时说:“过去同薪巴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这里的“薪巴”,就是藏语中“农民”的意思。二是多打群众熟悉的比喻。毛泽东经常用人的身体、生理现象、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等来打比方。例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等,用群众熟悉的说法解释了群众不熟悉的问题。

来源 : 党建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