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治腐功效及其当代启示

王传利 2019-01-14 浏览:
倡导勤俭节约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有效举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在全国开展节约运动,即节减国家预算,遏制浮华奢靡;反对请客送礼,杜绝高标准接待;压缩集团购买力,保持艰苦奋斗本色;压缩编制,精简机关人员;厉行节约,树立节俭的良好风尚。不但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显示出以俭克腐的功效。这一活动对于当前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持之以恒地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多次提到“廉价政府”的概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1],“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2]。指出无产阶级政权要建立“廉价政府”,而不是“高薪政府”。在当代中国,有人片面推崇新加坡政府“高薪养廉”的反腐经验,这是违背马克思原意的。事实上,“高薪养廉”并不具备神奇的遏止腐败的功效。与新加坡的做法相比,新中国开展的以节约运动克服贪污腐败的实践,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富有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党持之以恒地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之际,回顾总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以俭克腐功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财经困难成为横亘在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党和国家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将勤俭建国作为我国的建设方针,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比如,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而在全国普遍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引发了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号召开展节约运动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1954年,开展了以节减国家机关经费、精简国家行政机构、适当地减少编制人员为内容的节约运动;1955年,国家在建设领域开展节约运动;1959年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勤俭节约号召,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述节约运动具有整肃党风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反对铺张浪费的功效。

一、节减国家预算,克服“官气”,遏制浮华奢靡现象

国家各项开支来自国家预算。国家预算反映了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是国家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和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国家预算经过权力机关批准后,还要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审查,具有法定意义和可控性。从国家预算入手,提倡节约精神,对防止奢靡浪费现象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节减国家预算,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关于节省政府开支、建设“廉价政府”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增加建设性开支和投入的同时,压缩国家机关的开支。国家建设支出(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59%增至1957年的64.17%,而国家机关支出(包括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则由1952年的36.3%降至1957年的25.63%。1958年,国家预算的总要求是行政费用继续保持节俭,最多维持在1957年的水平,“无论是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都必须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大力节约管理费用,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到国家建设最急需的方面去”。[3] 行政管理费减少3.22亿元。1958年预算安排上的这种变化,说明国家预算正在不断地节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不但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表明了我国政府紧缩国家机关经费以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而且在政治上还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指出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国家工作人员打掉官气,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以普通劳动者一分子的面目在他们面前出现。铺张浪费是官气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要打掉官气,就必须彻底地打掉铺张浪费。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志气和决心花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使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成为最理想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军队。”[4] 这表明,压缩机关预算开支对于克服机关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二、反对请客送礼、高标准接待和大兴土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节约运动的治腐功效及其当代启示

反对铺张浪费,节约招待费,有利于形成机关勤俭节约的好风尚。1958年12月2日,正是大跃进期间,江苏沭阳十字人民公社的刘亚东直接向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信,反映会议过多,浪费现象严重,“特别是现场会议、参观团、检查团,都要大吃大喝、七碗八碟地招待。据说我们沭阳县委会今年光招待客人就开支一万几千元”[5] 。中央很重视此信,立即于12月24日发出预防会议招待浪费现象的通知:“江苏省沭阳县刘亚东来信反映,近来会议中的招待有很大浪费。大跃进以来各种会议繁多,大部分会议都在下面开,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会议中的招待过好和以土产名义赠送礼物等等,则是不妥当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现在看来又需要再次提醒各地注意,不要发展这种风气。”[6] 并随通知附了刘亚东的来信全文。

来源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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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
王传利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