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试论中华古文明之再造辉煌与马克思主义——热烈祝贺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1)

龚忠武 2019-01-14 浏览:
中国先进的知识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中国人被儒道长期牢牢封闭了的探索自然界奥秘的紧箍咒被砸碎了,思想被解放了,中华古文明得以再生,重现以往蓬勃的朝气。此后,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主导下,其生产力得以飞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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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忠武:试论中华古文明之再造辉煌与马克思主义——热烈祝贺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1)

近年来,中国崛起正成为世人热炒之话题,但与之相伴发生的中华古文明之新生,再造辉煌,却被世人忽视了。这是一个较之中国崛起,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影响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大事,理应受到应有的关注。

中华文明先天的生命周期

再造辉煌之“再造”,隐含着中华文明曾经由儒道造就过数千年的辉煌,后来衰微了。宏观地看,中华文明在河洛的原生育成时期,在地气、人气、文气的交织作用下,就具有一种先天的生命周期,每隔若干年,就会生场小病,每隔百十年甚至数百年,就会生场大病;小病小衰,大病大衰。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2)“五百年必有王者兴”(3),这是从大病走向康复,从衰微走向辉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头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衰世乱世,合是盛世治世,两者就是这种生命周期现象的经典表述。

近现代中国自清乾嘉之交(1800前后)以来,人民遭受深重苦难艰辛历程,再次印证这个周期循环律仍在起着积极的作用。

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

之所以如此,要从中华文明育成的源头去找原因。中国是个道地的农耕文明,自然要从形成农耕文明的地气、人气、文气三个维度去找寻答案。农耕文明最根本的地气也即构成河洛华夏农耕文明的基本物质条件或生态条件来说,从其原生期起,水就成为农耕文明的命脉,同水资源结下了难解的生死缘;所以上古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一直成为中华民族历代传诵的神话美谈。

龚忠武:试论中华古文明之再造辉煌与马克思主义——热烈祝贺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1)

大禹雕像

先秦文献中的《尚書》、《論語》、《墨子》、《左傳》、《國語》、《莊子》、《荀子》、《韓非子》、《尸子》、《吕氏春秋》、《史记》等,无一不有記載贊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向来深信不疑,视为体现民族魂的典范。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考诸古籍,确非过誉。荀子称颂道:“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左传》记载刘定公在洛阳发出的感慨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其中,特别是《孟子》一书中提到大禹治水30多次,尤以《孟子·滕文公上、下》篇中浓墨重彩,十分生动地称颂赞扬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及其治水对华夏文明进步所起的奠基性的巨大推动作用: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倡人,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4)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
“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6)。】

《孟子·离婁章》更进一步深入指出:

【“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7)】

根据上述孟子对大禹治水的称述,就本文题旨而言,可以得而言之者有下列三点:

一、孟子说,大禹治水,“行其所无事”,就是说抱持一种按自然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因势利导,顺着水之本性疏导,而非逆着水性围堵。

二、孟子盛赞大禹治水,历时十余年,终于制服为祸天下的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思天下溺者犹己溺之,树立了标志民族魂的公而忘私的仁德王道精神。

三、由于大禹治水,大大促进了中华文明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先民由野蛮转向文明,从渔猎转入农耕,民可得而食也。充分揭示大禹治水与华夏先民生存的紧密关系,秉持“我行故我在”的坚定民族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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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图像

由此可证,夏禹通过治水,改造山河,奠定了中华文明千秋万代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并确立了中华民族生存的九州的基本疆域规模。这个物质基础的地气,支撑了中华文明至今数千年的存续,并由此衍生了中华文明的人气—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以及文气--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标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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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九州示意图

这些标志性特征,先后造就了秦汉、隋唐、明清初期中华文明的辉煌。但是到了近现代的这个节点,也即到了清中叶乾嘉之交(1800前后)以来,构成中华农耕文明赖以存立的帝国的水土资源与人口问题形成难解的尖锐矛盾;质言之,帝国的水土资源已经不足以养活当时剧增的人口;诚如乾隆晚期的中国人口学说先驱、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1746-1809)对当时帝国面临的水土的资源和人口的尖锐矛盾,作出如下深刻的前瞻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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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忠武
察网专栏学者,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