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改革开放40年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王立胜 2019-01-09 浏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到,“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为我们接下来推进农村改革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现如今,改革开放进入新征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分析发展形势,总结提炼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就一定能够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王立胜:改革开放40年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40年,是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伟大跨越的40年!在这期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农村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提炼。

一、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建立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农业农村的发展成就做了精练的总结,“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这一系列的改革成就都离不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力支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中要求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在计算劳动报酬时,可以按定额记工分,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在此之后,农民承包方式经历了联产到组、联产到劳、联产到户,最后发展为包干到户,这种承包方式后来被中央文件统一界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中央发出了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仅占总数的5.0%,1982年达到80.9%,1984年这一数字达到99.1%。

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把这一体制正式表述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所谓“统”就是坚持土地公有制,农户和集体是承包关系,部分大型机具和水利设施也是公共提供;而“分”是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1993年3月,《宪法》修正案正式把这一体制纳入宪法,同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业法》,第五条也写到“国家长期稳定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此后改革的重点一直围绕稳定承包关系来进行,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生产效率。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指出,“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进一步强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从财产权方面保障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

而对于统一经营方面,在实践中的进展比较缓慢。统一经营虽然有所发展,但占比较小,农民经济收入中来自集体分配的份额不断减少。1983年,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集体所得收入占11.64%,到1996年则降低到1.63%。[2]农业合作社是统一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对其的规范也相对滞后,由于许多人不将其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来看待,使得统一经营层面的很多工作难以展开。2018年7月,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一步给予农业合作社更多的市场权利,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了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构成,为统一经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阶段遇到的问题与出路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的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面临新的问题。其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农业市场参与主体实力不断增强,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普通农户难以适应大市场的要求和节奏,往往无法有效满足市场需求、承担市场风险。其二,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大量农业人口转移进入城市,依靠传统农业种植获得收入已经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其三,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农村基层治理涣散,村级组织凝聚力不强,农村政治秩序受到挑战,社会治理问题凸显,乡村文化建设停滞。

事实上,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演变所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领域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农民素质也迅速提高,受教育年限增长,农民的劳动能力比之前有大幅度增强。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难以应对大市场的发展,亟需进行改革。邓小平同志曾预见到这一问题,并指出了发展方向,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3]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办好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有钱办事’,就是村级集体经济要有一定的实力。集体经济没有一点实力,村级组织就很难从物质条件上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就很难发挥出来。”[4]胡锦涛同志也对这一问题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要注意加强集体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用,积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集体经济实力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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