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高端保护与短周期迂回——中兴事件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

杨虎涛 2018-12-08 浏览:
中兴遭受美国芯片禁售,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在价值链攀升过程中所受到的链主遏制,同时也暴露出产业协同创新中的脱耦,在上游产业和中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下游需求外向化导致上游产业创新拉力不足,而中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产业路径依赖更强化了这种拉力不足,在导致上游企业发展艰难的同时也加大了中下游企业的脆弱性。由于芯片这一短周期行业的技术变迁速度更快、生态链效应突出,产业涉及环节复杂,使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创新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结合芯片行业的复杂特征,从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高端产业保护这一基本主张出发,芯片行业的发展应集中资金,针对高端设计环节进行突破,强调国内产业协同,实现在短周期领域中的迂回创新。

中兴的发展历程基本符合上述路径。上世纪80年代,中兴主要以外企难以渗透、技术含量低的农村低端固话市场为主,此后进一步占领国内城市程控交换机等中端市场,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国内低端市场需求”拉动时期,21世纪初期开始从程控电话扩展到GSM/CDMA、光通信、有线宽带网络、手机终端等领域,并开始进军南亚、非洲、拉美和东欧和美国市场,开始进入“国外低端市场需求”拉动阶段。[1]籍由这两个阶段的发展,中兴实现了生产能力和规模的提升,成为世界前十名的通讯设备制造商,销售收入也从1997年的10亿发展到2004年的212亿,而2008 年之后的3G 、4G浪潮中,中兴在欧美在通讯设备制造技术上已经开始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开始进入自“跨国产业价值网络”布局阶段,年销售额开始向千亿级别靠近。2013年,中兴成为全球第五大通讯设备制造商。在这一过程中,中兴虽然大量申请第三方专利尽可能避开专利阻截,但仍然受到了诸如禁止运营商与之合作的不合理禁令和301调查等种种阻扰。[2]2017年,中兴开始在5G技术上取得明显突破,2018年4月,美国以其他理由直接采取了芯片断供这一阻截措施,其目的在于直接破坏中兴的“跨国产业价值网络”的形成。[3]鉴于5G技术在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广泛应用,美国的中兴制裁可以说是表面上打击通讯设备行业,但其长远意义,则明显在于打击中国制2025.

中兴事件的发生同时也昭示出中国在高新技术上游产业的配套发展滞后。中兴虽然雇员近9万人,产值过千亿,产品遍及全球,但在芯片上高度依赖外国厂商尤其是美国厂商。[4]而芯片方面的技术壁垒很高,从设计到商业化成品周期长达两年,短期内芯片供货商几乎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旦实施供货禁令,中兴方面不仅无法生产新的通讯设备,而且对已经售卖的供货设备也无法进行维护,这必然会导致中兴丧失数十年来努力开拓出的一大片用户和市场。这也意味着,在缺乏上游产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讯、电子等支柱部门的中下游产品生产规模越大,竞争能力提升越快,产业的对外依赖性和脆弱性就越高,产业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特征也就越明显,而等待国有芯片的突破或采用质量次于国外芯片的国产芯片,对中下游企业的市场和产品冲击也就越大。2015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与福布斯的对话中关于中国创新的观点——“我们是要技术,还是要繁荣?当然我们是要繁荣”——就集中体现了这种产业路径依赖效应。鉴于芯片作为ICT时代的关键投入,是智能制造、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多个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等待芯片自主突破势必会短期面临经济减速和结构升级减缓的风险。易言之,诸如芯片等核心关键技术突破需要时间,而已形成规模的中下游产业需要繁荣,大量诸如中兴这样的中下游产业在其快速发展和扩张过程中选择了国外上游芯片产品,使国产芯片一直缺乏足够的需求拉动和创新资金支持,进而更加无法满足中下游产业核心部件的需要,这种对本土上游产业需求的挤出效应不断累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上游行业更加缺乏需求拉动,中下游行业更加依赖它国芯片,而一旦中下游企业的发展开始威胁到发达国家政府和跨国企业的产业利益,诸如中兴这样的事件就不可避免。从这一点上说,中兴事件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部未能实现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缺芯少魂:为什么短周期技术领域难以突破?

按照韩国演化经济学家李根的研究,一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地实现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成为一个成功的赶超型经济体,关键在于在短周期技术上的突破。而所谓短周期技术,意指改变速度或被淘汰速度很快的技术,它可以用专利索引、专利申请时间间隔等指标进行度量。一般而言,由于工业化时间长,研发持续时间长和研发力度大,发达国家的主导技术往往在长周期行业中,后发国家在这些行业中难有赶超机会。而短周期行业一般意味着新技术会频繁出现,现有知识往往迅速过时,追赶者不需要掌握先前的知识就可以实现迂回超越。而一旦在短周期技术领域内取得突破,后发国家就可以朝着更多样化的领域,包括更高的原创性和长周期的技术领域转移。因此,李根的结论是,短周期技术能力、知识本土化水平和技术多样化程度是实行经济赶超机制的关键变量,而短周期技术能力是决定性的,它会促进创造的本土化和技术多样化。

李根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技术转折点评估法,以判断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否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是否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正在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这一方法通过一国的专利组合测量,判断该国技术周期时间是否达到峰值,并且是否已经转向了更短的周期。如果该国的技术周期时间开始转向更短的周期,那么就意味着该国成功地通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按照他的研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了这个转折点,而中国大陆“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达到了这一点。李根的判断依据有三点,首先,2010年,中国申请美国专利的数量超过2500个,比任何中等收入国家都多,进入二十一世纪来,中国在申请美国专利的数量上一直是世界第一,类似于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第二,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大量集中在短周期技术领域,如半导体、存储和通讯等;第三,以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三个成功赶超体过去的三个衡量标准:本国授权专利中由本国申请居民的专利数是否赶上了外国居民的专利数?一般性发明专利是否赶上了实用新型专利数?公司专利数是否超过个人发明专利数量?——来衡量,中国分别在2003年、2004年和2007年达到上述三个标准。因此,李根认为中国已经通过了技术拐点,进入了短周期技术领域。[5]

来源 : 演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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