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高端保护与短周期迂回——中兴事件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

杨虎涛 2018-12-08 浏览:
中兴遭受美国芯片禁售,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在价值链攀升过程中所受到的链主遏制,同时也暴露出产业协同创新中的脱耦,在上游产业和中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下游需求外向化导致上游产业创新拉力不足,而中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产业路径依赖更强化了这种拉力不足,在导致上游企业发展艰难的同时也加大了中下游企业的脆弱性。由于芯片这一短周期行业的技术变迁速度更快、生态链效应突出,产业涉及环节复杂,使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创新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结合芯片行业的复杂特征,从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高端产业保护这一基本主张出发,芯片行业的发展应集中资金,针对高端设计环节进行突破,强调国内产业协同,实现在短周期领域中的迂回创新。

产业协同、高端保护与短周期迂回——中兴事件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次日中兴通讯宣布停牌,美国股市也随之动荡。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引发了各界对产业政策、芯片产业、自主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回顾近现代经济史,无论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还是二十世纪以来发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税战、贸易战、汇率战,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标榜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国家,动用国家行政力量,直接针对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产业进行直接的技术产品封锁,尽管这一封锁也需要美国厂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美国政府这种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不仅暴露出美国对中国包括通讯行业在内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态势的深深担忧,及其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实现的意图,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通讯电子类产业的脆弱性,尤其是对上游产品的高度依赖。

将责任完全推至中兴,是无视产业发展基本规律和中兴创新绩效的态度。中兴是通讯设备制造商,它将多种类型芯片进行集约设计,实现多种复杂通讯功能,本身就是复杂的高新技术,中兴(包括华为)进入通讯设备市场以来,诸如朗讯、北电、阿尔卡特、NEC这些通讯设备巨头已难觅踪影,足见中兴(包括华为)等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的竞争优势。但中兴的集约设计严重依赖于美国厂商的芯片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这一事件的考量无法回避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创新脱耦这一问题。与此同时,芯片禁售也使2017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答案不言自明。这一事件表明,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长期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领域,没有一个国家为此放弃产业政策。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应如何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以及更为具体地,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生产关键投入的动力部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产业政策应有怎样的侧重,才有助于实现技术赶超?具体到芯片行业,如何才能抓住创新的机会窗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一、链主压力与协同脱耦:中兴事件的必然性

中兴事件的发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在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瓶颈现象。虽然这一事件发生在芯片行业,但它所折射出的是整个工业制造业,尤其是高新产业所遇到的发展瓶颈。说这一事件的发生之所以有其必然性,是因为:第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后,一方面受成本、环境资源约束倒逼,另一方面也受其他后发国家的底部竞争围堵,产业升级在所必然,而在从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沿着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上攀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处于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的技术优先国家及跨国公司各种手段的挤压和绞杀,中兴事件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显得特别明显而已,即,由于美国已经在通讯设备产业中失去可与中兴对抗的跨国公司,直接采取了上游禁售的极端形式;第二,我国过去是以近乎无限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快速融入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加工和装配组装生产领域,这种“两头在外”的低附加值发展模式虽然使我们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能力,但技术能力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能力形成却远远落后于中下游产业生产能力的形成;同时,大量中下游加工业也形成了强烈的产业路径依赖,这些企业要保有开工率、增长率和快速及时供货,就需要不断向国外上游产业索取现成产品,而无法反哺国内高新产业上游产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这一点极为突出地体现在制造业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升级过程中对机器人设备的上游依赖,而在中兴事件上则体现为对上游芯片行业的依赖;第三;中兴所属的通讯装备制造业本身已经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但这一行业属于第五次技术浪潮中的支柱部门,而非生产“广泛而廉价”的“关键投入”的动力部门,第五次技术浪潮的关键投入是芯片和存储设备,而这一关键投入不仅升级换代要服从摩尔定律,在基础制造上也严重依赖于材料科学,这不仅要求后发国家具有更快的技术知识更新速度,也需要更为广泛的产业基础支撑。

从时间节点看,对中兴的遏制时间正是中国通信设备行业开始从低端生产能力和低端技术能力的组合向品牌生产能力和高端技术能力转型的时点,在这一转型时点上对通讯电子行业进行遏制,符合价值链链主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利益。刘志彪等曾结合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将全球价值链下的市场需求分为如下四类,即本土高端市场需求、本土低端市场需求、外国高端市场需求和外国低端市场需求,而一个国家的企业所占据的本土市场和国外市场的高低端需求的组合差异,决定了这个国家本土企业的需求以及创新的空间,进而决定了产业升级发展的创新驱动力的大小。而由国家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所驱动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高端需求,也就是本土高端需求和外国高端需求所占据的市场容量所决定的。[1] 39-47梁运文等人则基于刘志彪的这一分类,对于中国在创新驱动转型中所受到的升级动力断裂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从“需求”端的组合考虑,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首在中国本土低端市场需求和外国低端市场需求组合下完成向“世界制造工厂”的转型,第二阶段是需求面向中国本土低端市场需求和外国高端市场需求组合,或者中国本土高端市场需求和外国低端市场需求组合,从而构建中国本土企业主导的“跨国产业价值网络”平台;第三阶段是需求面向中国本土高端市场需求和外国高端市场需求组合,从而实现中国国家“创新驱动”的升级发展。在这三个阶段中,创新驱动的动力将受到不同形式的链主阻断:在世界工厂时期,面临的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底部竞争,链主利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中国本土内部不同代工厂商间的可替代性,榨取中国企业利润,使其难以获取有强度的研发资金,而在中国企业开始向着“中国本土高端市场”和“外国低端市场需求”组合和“中国本土高端市场”和“外国高端市场需求”组合的方向上攀升时,则受到了更为复杂的组合型阻截方式,如强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策略、技术标准体系、质量安全,环保市场准入制壁垒等,以阻止后发国家在价值链上攀升。[2] 23-31

来源 : 演化经济学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