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贺雪峰 2018-12-07 浏览: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当前中国基本制度设置中,一方面,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也可以选择进城安居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万一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退回农村。正是因为进城失败有退路,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城,国家也不担心因为经济周期造成进城农业失业所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中国因此有了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和相反相承的关系。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之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要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保底,要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要防止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实践中已经普遍曼延开来的激进的乡村振兴解读,要倡导积极稳健的乡村振兴战略。

按叶兴庆的说法:“从国家能力来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已有很大提高,2016年我国乡村人口占比已下降到42.65%,第一产业占比已下降到27.7%,第一产业园内生产总值占比已下降到8.6%,有条件以城市这个‘多数’带动乡村这个‘少数’,以工业这个‘多数’支援农业这个‘少数’。”

也就是说,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关于“产业兴旺”的主流观点是:因为乡村工业存在面源污染及需要规模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空间,工业进城市园区已成共识,乡村产业兴旺就不能靠发展乡村工业。在农民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且农户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下面,发展规模农业也缺乏条件。目前农村产业兴旺的主要着力点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实际上,最近几年,几乎全国地方政府都借一二三产业融合,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普遍提出了“全域旅游”的概念。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实质就是为城市人提供“乡愁”消费。问题是,当前中国仍然有2.2亿农户、6亿多农民,即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可以产生万亿产值,平均到每个农民也就1000多元产值,百十元收入。实际上,三产融合的收益分配是极不均衡的,一是投资资本要求回报,二是具有区域优势和旅游资源的极少数乡村才有发展三产融合的条件,因此,通过中央政策支持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只可能让极少数农民受益,绝大多数农村和农民是不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希望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来实现农村产业兴旺,来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产业发展机会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面,越多资本下乡,以及越多城市人下乡,以及越多农民工返乡,就越是可能会挤占农民现有的农村获利机会,越是要挤压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实际上,依笔者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战略,即是对标2035年中国基本现代化之后乡村的状况。2035年中国城市化接近完成,大量农民进城,并且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与收入,国家也有能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保障,留村农民人数少,农村获利机会多,留村农民通过农村产业就可以有较高收入,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战略并非要求现在即对接20字方针,而是要从现在开始进行建设,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与“城镇化战略”相并行和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战略。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机制与道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现在学界、政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将乡村振兴战略下降到战术层面是片面的。

二、当前中国农民的家计模式与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到目前为止,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基本上都已经破除掉了。但是,农民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他们在现行体制下面行动,形成了具有独特中国特点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正是在这一家计模式下面形成了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前中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分割体制逐步被打破,到了1990年代农民进城的限制就几乎没有了。在农业存在严重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面,农民家庭普遍采取了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留村务农的家计模式。因为中老年仍然务农,农户家庭农业收入没有减少,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农户家庭就增加了来自城市的收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城市提供了越来越多机会,就有更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从而形成了当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表现出来就是农民家庭的分离,农村出现了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三留守”现象。

从以上简单疏理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经商不是限制了农民的机会,而是让农民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农民依据自己家庭的情况主动进行选择。从当前全国普遍情况来看,农户选择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农户全家进城模式。即进城年轻人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与收入机会,从而全家进城,在城市体面安居了;第二种模式是农户中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了,但缺少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与收入,难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表现出来的典型就是老年父母留守农村务农;第三种模式是农户家庭在农村找到了获利机会,他们通过扩大种植规模、提供农机服务、兴办小超市、当经纪人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当地农村收入机会,从而可以在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情况下面在农村过上体面生活。

就全国普遍情况来看,以上三种模式中,全家进城农户比例大约占20%,“半工半耕”模式大约占70%,全家留守农村的大约占10%。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以及城市化快速推进,第一种模式占比会越来越大,第二种模式占比会越来越小,第三种模式占比则有不确定性。不过,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农户全家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比例不会太高,以老年人留守为特点的“半工半耕”家庭比例也不会太低。这个一增一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之所以第一种模式不可能太高,是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让所有进城人口都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体面收入,并能够在城市体面安居。当前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土地是公有制的,所有农民都有土地承包权,以及享有免费获得的宅基地,农民进城以后,他们仍然保留了农村宅基地和耕地承包经营权,甚至他们的父母仍然留守农村耕种土地,他们进城后若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就可以返回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漂泊,或落入到城市贫民窟。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国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又保留农民返乡权利的体制给了农民最大的主动性,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可以主动地选择机会把握命运。在农民选择下面形成了当前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是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限制农民的二元结构,而是保护农民权利二元结构,我们因此称之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

来源 :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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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贺雪峰
博士生导师、华中科大特聘教授